武汉大学丁俊萍教授回忆：“我在人民大学上本科时，正值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拨乱反正时期，也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时期。记得198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全系师生一百多人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或教室里，听胡华老师传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情况和全党大讨论的情况。之所以这次传达印象深刻，既是因为这是人大党史系召开的为数不多的师生一起参加的会议，更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有关《决议》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我们介绍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动态，甚至可以说是介绍党和国家的政治动态。那时，教室里没有扩音器，但我们听得很清楚，因为胡华老师那天下午的传达声音很大，也非常有激情。他主要介绍了《决议》的起草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决议》的三条总的指导思想，即：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

胡华老师还给我们讲到中央组织党内四千人对《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情况。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学生的缘故，所以我们有幸能够和老师们一起听传达，得以较早地了解到《决议》起草和讨论情况。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学习和专业学习机会。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胡华老师当时为党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也反映了他对人大党史系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根据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1月7日，学校党委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总结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教学检查运动的经验教训。胡林昀总结了两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会上，邵子言代表党委宣布了给何干之等8名干部、教师落实政策的决定。

撤销了1964年以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和“文革”期间造反组织和工、军宣队等对胡华一切在政治上的诬蔑不实之词。胡华也代表系党总支起草了关于李焕昌和林茂生等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决定。何干之夫人、刘炼教授回忆：“干之去世后，胡华十分关注干之的平反问题。追悼会的第二天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专案组和总支搞的悼词，还说干之是什么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简直是在鞭尸，岂有此理，定要平反’。可是这个结论当时的‘中央文革’也不予承认，说干之是‘周扬死党’，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重新调干之档案去‘复查’了五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一天胡华对我说：‘干之问题可望解决了。’我在胡华鼓励下于1978年11月22日写了一份长达3000多字的报告给胡耀邦，控诉了‘四人帮’对干之的迫害的法西斯暴行，介绍了干之的革命一生，要求为他彻底平反。报告送给胡华同志看，他认真地帮我修改，在我保存的底稿上，胡华用红笔修改的字句，至今读来仍激动我心。我说追悼会上的悼词‘都是诬陷不实之词’，他在后面加了句话：‘一位革命一辈子的老同志被摧残死了，还要当着遗体骂他，等于鞭尸’。‘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衣物书籍几乎全被抄走，我在报告中提出‘要查处打砸抢分子’，胡华加了一句：‘哪怕是天涯海角，也必须归案法办，不然公理何存，国法何在？’我读了这几句掷地有声的正义之言，不禁热泪盈眶，充分显示了胡华这位正直学者和老共产党员的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落实政策的另一项工作，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

为了做好复查工作，校党委于1978年11月下旬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复查办公室，各总支和直属支部也相应地建立了复查班子。党史系由胡华主持，从11月28日起，采取发动群众、先易后难的办法，对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复查。

12月12日，胡华主持召开系总支委员会，研究甄别改正系划的28个右派，研究班送来的9个右派等问题。根据政策，予以改正，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和原工资待遇。此外，还对内定右派和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受党团行政处分的人也进行了复查，撤销了原处分决定，恢复了政治名誉。曾被错划为右派尚未回系的人，按照校党委的指示，系总支复查后改正结论一经批准，立即通知了所在单位和本人。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胡华主持了中共党史系专业职称的第一次恢复评定。

他出以公心，采取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承担了这一工作。1979年4月28日他在全系大会上说：“现在是评学衔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难的阶段。我们第一阶段重评本校1963年通过的教授、副教授问题，去年9月开始，10月全系通过，上报了。但据我最近了解，拖的原因，主要是有些系拖沓，对一些人该不该评上，内部思想不统一，个别系一直拖到今年3月份才把业务档案等上报，以致先报的系，材料放在领导人那里，等着交齐，也影响党委讨论推迟。现在听说市委最近就能批下来。第二阶段是评讲师，我系去年10月份开始，11月上报，本月初批下来的。第三阶段是评教授、副教授，从全校来说，难度比较大。

“第一，评学衔为了鼓励先进，鼓励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多做贡献，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了表彰教学科研战线上的同志辛苦和努力。会做党政工作的同志，也很好，也并不容易，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要给予一定的职权和待遇，但是会教书，会写文章也很重要，即毛主席说用笔和舌战斗，舌战即讲课，笔战即写文章，宣传革命的观点，反对反革命的错误观点。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也要给以职称和一定的待遇，这就是评学衔，这就是赏罚分明，立功受奖，表扬先进，这是党的一贯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努不努力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积极的、工作做得多的、教课多、写文章多的人，反倒受到打击；不干工作的，不教课的，不写文章的，倒成了正确的，积极工作有罪。

这样就叫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就助长混日子的倾向，助长推诿责任，推诿教学任务，推诿科研任务的错误倾向。所以评学衔是鼓励先进，表彰辛劳，鞭策后进，鼓舞士气的一种无产阶级政策。

“第二，进行的方法，是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一工作我们已在全系大会上、系学术委员会上、系务会上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目前的工作：一、是有关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填业务档案，不要遗漏，向大家介绍业务档案，便于大家了解和评议。二、是本系各单位酝酿名单，提出一些你很认真考虑认为是符合教授、副教授的人员的名单，要求各单位在五月五日前，有一个初步名单。三、是由系学术委员会和系委会联合开会来集中各单位提出的名单，再让各单位每一位同志无记名的表态提名，有多数同志通过的名单，提出来，经系学术委员会和系务会联合开会通过上报。这就是充分发扬民主，有领导的走群众路线的方法。

“第三，要注意的问题：1每个同志都要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严格按照标准，严肃认真地来提名，不要徇私情，讲面子，或以个人成见出发。而要公正公平。

这也是对每个同志思想风貌的考验。2被评议的同志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我们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断头流血，在所不惜，至于个人一时的得失，毁誉、荣辱，待遇公平不公平，群众一时对自己理解得够不够，一时评上评不上，我们都不去计较，在我们的心胸中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次评不上，只能激励自己更加努力，为党作出更多的工作成绩，更努力教学科研，而不是使自己消极起来，心灰意懒，或者闹情绪，发牢骚，愤愤不平，既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又影响了同志间的团结。这就不好了，违背了党的希望和要求。我们应该更高地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认为自己距离党的需要和要求还很远，对人民对我们的供养，我们给人民尽的责任还不够，严于责己；而且来日方长，这次评不上，以后更加埋头苦干，诚诚恳恳地努力。对别人，则要更多看别人的长处，有荣誉虚心让给别人；有困难、有重担子，自己争着挑；不要以自己的某些长处，比别人的某些短处，那样，你的胸襟就不能开阔。我们应该胸怀宽大，有气量，眼光长远。遇到任何困难都只能激励自己前进，而不是使自己退缩或消极。”

在胡华的主持下，党史系各教研室这次讲师、副教授、教授学衔评定得以顺利完成。

198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第8版刊登胡华来信：“你报第八版五月十五日周红兴同志所写《瞿秋白的一首佚诗》说‘刺杀廖仲恺的罪魁恰恰就是他本人（指蒋介石）。’廖仲恺先生不是蒋介石派人刺杀，这一点，周总理在一九五○年请秘书于刚同志转告过我。现在党史研究者都知道，此案的罪魁是胡汉民。”胡华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对党史人物、历史事件之熟悉，在当代党史工作者中是十分突出的。但他并不满足，仍不断充实自己，纠正以往的讹误。他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出版以后，周恩来曾说：“写历史一定要把事实查清。例如廖仲恺被刺案，不能说是蒋介石刺杀的。蒋介石很不好，但刺廖却不是他。”

胡华知道后，一直牢记在心，以后再版此书时，就把书中的上述写法纠正了。他经常向人提起这件事，一再说明写历史查清事实的重要性。有一次陈铭枢找到胡华说：北伐战争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不光有独立团，还有第四军，我在第四军，明明参加了战斗，你的书上没有写我；江西“剿共”，明明没有我，你的书上却写我参加了。胡华慎重地考虑了这个意见，后来再版这本书时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参加者改为“独立团和四军其他各团”。写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剿共”也没有提陈铭枢的名字。就这些史实的纠正，胡华不止一次的引为教训，既告诫自己，也劝勉他人，端正学风，坚持实事求是。

胡华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拨乱反正，重新提倡端正学风，要有创造性的理论工作。为纪念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刘少奇，他在1982年1月13日《文汇报》上，发表《要有创造性的理论工作》一文。他指出，刘少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精研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善于深思远虑。其理论著作富于实事求是精神，有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有创造性。充分学习和体会刘少奇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勇于创造的光辉思想是十分有益的。胡华回忆，“记得钱俊瑞同志有次同我谈起一个故事：抗战时期，他在苏北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曾同少奇同志在同室办公。有一个上午，他看见少奇同志在用心地列宁著作，双目久久停留在一页上，不住地抽烟深思，没有翻过页去。钱俊瑞同志好奇地问少奇同志：‘你为什么老是看这一页？’少奇同志回答说：‘我现在列宁这段文章，是要超过列宁当时所想到的。’这就是说，少奇同志是要在中国发展列宁的思想。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读马列或毛主席的书，要联系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

刘少奇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典范”。

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育部、文化部举行全国26所高等艺术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座谈会，1982年6月23日胡华在这个会上作《学习党的历史，发扬高度民主精神，发扬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报告。

胡华说：“十年内乱是自己破坏自己，发动全国性的大动乱，破坏折腾，这是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安定、团结、建设。其目的，归根结底，是稳步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心一条就是‘它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样，人民就拥护我们，我们就得人心、得天下……党史课要贯彻两点精神，第一点是发扬高度民主精神，第二点是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讲党史，要讲共产党实行民主的精神。这一个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我们全部党史上，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精神同旧军阀、新军阀的专制独裁政治的斗争……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唱的是‘实行民主好处多’，全国人民选择了、拥护了实行民主的共产党，共产党才打败了蒋介石800万军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人民民主，还需要不断地使之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我们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执政党要有健全的集体领导，才会有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也才会有健全的人民民主生活……所以我们讲党史，要贯穿一条人民民主主义的精神——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要讲老一辈革命家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党的发扬民主、为实现民主而战斗的精神，提倡高度民主，这是党史课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中心内容。执政党的建设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要摆正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的关系。真正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要按期召开，各级代表大会都要按期召开。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再一点，就是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党史课要贯穿的一条红线，一个中心内容。我们共产党人，牺牲奋斗，他们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