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胡华先后做过《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和党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的报告（讲述了：一、鄂豫皖根据地时期的张国焘路线错误；二、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路线错误；三、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四、张国焘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五、张国焘的分裂叛党活动和党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以及《党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的报告（讲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会议。二、毛儿盖会议，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阴谋危害中央。三、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擅立伪中央。从南下“惨败”到被迫北上）；发表了《张国焘（我的回忆）若干重要史实纠谬》等撰述。

1984年8月，胡华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为该市党政机关干部作报告《王明和王明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的若干历史情况》，讲述了“王明路线对苏区的危害”，阐明了研究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为了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纵观党的60多年的历史，危害最大的是“左”的错误。4年王明路线和10年“文化大革命”都是“左”倾错误和“左”的指导思想。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重温王明“左”倾路线这段历史，也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1985年6月和8月，胡华在皖、浙高校中国革命史讲习会上的录音发言和在海军政治学院暑期讲习班的报告《关于扩展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问题》也讲到了长征。他说：“‘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后，被调到了福建‘剿共’，但他们抗日情绪高涨，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反蒋。我们党派了潘汉年、黄火青到福州去，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干扰，我们红军同十九路军要是合作得好，也就完全可以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也不至于经历这么艰巨的长征，遭受这么大的牺牲。那样，历史就要改写。”

关于长征史，胡华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或出于弘扬宣传，或出于教学科研，或为交流学习，他总是诚恳无私地将自己的研究积累贡献给国内外学界。

1980年10月16日，李新介绍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史教授胡继熙与胡华交流长征研究，对方提出了有关红军长征和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许多问题，胡华都毫无保留地一一做了回答。这位法籍华人教授听后感到很有收获。1981年初，胡华又和李安葆一起接待过他的造访。胡继熙教授回到法国后，出版了长征专著《他们曾是十万人》（1934—1935年）和彩色连环画册《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由胡继熙撰文，法国著名连环画家迪皮伊绘画），在法国文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胡华受成仿吾校长之托，为成老的《长征回忆录》的初版和再版，多次阅看并校勘书稿。胡华还率清庆瑞、李安葆教授帮助成老进行有关长征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采访记录，查阅文献档案，整理撰写《记叛徒张国焘》书稿。胡华和清庆瑞为成老的遗作撰写了《一面历史的镜子——（记叛徒张国焘）》一书的评介，在1986年5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亲历长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

胡华还多次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老战友汪士汉等撰写《伟大的长征》

一书，提供资料和建议；对李安葆教授撰写《长征史》给予指导。李安葆回忆：

“1976年，我写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初稿，请他审阅。他认真地提出了修改意见，鼓励我说：‘研究这个专题很有意义，目前我们对党史专题的研究太少了，应该在这方面努力！’此后，我就沿着这个专题方向继续研究下去。凡我写出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都首先送给他，请他指正。1986年10月，我撰写出版了一本《长征史》，他特意在刊物上发表《（长征史）简评》一文……”胡华在《（长征史）简评》中说：“记得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我国搜集长征史料，我曾同他作了多次长谈。我深为一个外国人对长征事迹抱有如此巨大的敬仰和热情而感动；同时，也深为我国缺少一部翔实介绍红军长征历史的著作而遗憾。《长征史》的出版，对推动长征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长征史》有它自己的特点：第一，该书不仅全面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而且重点突出，详略有致……第二，该书在广泛吸收长征新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作者自己研究的心得……第三，该书内容丰富、情节动人、文笔流畅。作者引用了大量确凿的史料，但没有冗长的枝蔓，而是条理清晰，穿插了许多生动的故事情节；对长征沿途的地理、风物人情的描写也绚丽多姿。书中配有长征诗歌和插图，更增加了该书的生动性……在当前四化建设的新长征中，重温红军长征的历史，学习和继承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我认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李安葆教授在《难忘的教诲》一文中回忆：“胡华同志对长征历史等问题有过深入独到的研究，他在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讲习会等所做的若干党史情况的专题报告中曾多次谈到长征问题，得到了党史界和理论界听众的热烈欢迎。

1985年，金紫光、靳思彤等同志编撰的《伟大的长征》一书，特约请胡华同志作该书的最后审定工作。1987年，我也曾向胡华同志建议，合写一部多卷本的长征史，他欣然表示同意。可惜，由于他过早的逝世，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

斗室星空

胡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东门北侧不远的红二楼有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兼卧室，房间号为“223”。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初分配给这位家住城里的系主任的。从1978年5月开始，胡华生命最后9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除了周日或出差，他在大食堂就餐，到水房打开水，自己打扫房间，自己洗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223”的功能越来越多：书房、会议室、会客室，当然也是他个人的餐厅（早餐吃些点心、饼干之类；午餐和晚餐若是误了饭点儿，就去买两个包子回来果腹）。同时，这幢筒子楼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曾经的青年教师单身宿舍逐渐演变为小家庭的一居室。楼道里摆满了煤气灶、操作台、小橱柜，常常是油烟弥漫，声音嘈杂……公共盥洗室和卫生间也越来越拥挤。

就这样，胡华在“223”备课、写作、召集会议、接待来访，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

凡是慕名而来、第一次踏进“223”的人，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震撼”！为房间的狭小，为陈设的简陋，为藏书的“顶天立地”，为墙上醒目的条幅……许多人在怀念胡华的回忆文章里都描述过这间斗室。

丁一岚女士（邓拓夫人）与胡华是陕北公学的校友，她在回忆文章《他骤然离开了我们》中，这样描述了胡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工作环境：“我到他在人民大学的休息室兼办公室谈话，使我意外地看到这位国内外闻名的教授、学者的办公室兼卧室：一间狭长的不到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一张单人床，上面铺着简单的被褥，窗前摆着一张办公桌，靠墙排着几个书橱。书橱里、桌上、床头都堆着书和报纸。剩下的空间只能坐两三个人。因为是熟朋友，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位大教授的办公室也太拥挤了。他并不在意，还很知足地说，人民大学的房子太困难了，有这样一间房子已经是对我很照顾了，能看书、能写东西就行了。你别看我这房子挤，还接待过不少外国学者呢！”

的确，胡华在这间校园斗室接待了不少国内外友好人士和学者。前文记述的美国外交家谢伟思和索尔兹伯里1984年3月最初对胡华的访问，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这间斗室里，胡华从1978年到1987年，接待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许多国家高校和学界的造访者，其中胡华日记有记载的：

会见日中友协总部副会长赤津益造（1980年6月17日）谈周恩来总理旅日、旅欧历史；会见北美洲中国革命史考察团多伦多大学陈先让、哈佛大学马安国、斯坦福大学邹谠、安修斯·小麦克唐纳等教授，回答提问（1980年6月19日）；接待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斋藤正树来访（1980年11月20日）；与李安葆教授接待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史教授胡继熙来访（1980年末）；与林茂生教授接待美国学者李芾甘（1981年1月7日）；会见美籍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周承绪（1981年7月8日）；与彦奇、林茂生会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孙白兰，谈20年代的国民党左、右派问题（1982年6月4日）；会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主任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谈毛泽东思想（1982年9月23日）；会见日本学术振兴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竹内实教授，谈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1982年10月26日）；会见联邦德国魏格林博士（1985年4月16日）；会见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陈鼓应（1985年1月18日）；会见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斯教授（1985年5月30日、31日）；与李良志教授会见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中文系西村成雄教授（1985年9月24日）；与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接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林如莲来访（1985年12月5日）等；会见日本成蹊大学教授宇野成昭（1986年4月16日）；会见波兰罗津斯基、格叶鲁那·留克、列斯莱克·留克等（1986年4月）；会见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阿普特和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讲师安东尼·詹姆斯·塞奇等，分别就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和二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换意见（1986年6月9日、13日）。

胡华在这间斗室与国外学者就中国问题进行交流、书信往还的有：日本国竹内实、赤津益造、井上清、青山三郎、野原四郎、西村成雄、宇野重昭、狭间直树、池田诚、野泽丰、马场毅、三好章、内田知行、姬田光义、宫胁长定、有贺贞、汤山土美子等；加拿大林达光、陈志让、谢培智等；美国费正清、马若德、弗雷德曼、梅施乐、孙白兰、杨力宇、邹谠、麦克法夸尔、奥伯森伯格、林如莲、大卫·阿普特、马克·赛尔顿、杨炳章等；英国斯图尔特·施拉姆、安东尼·库根、兰·休姆等；澳大利亚泰伟斯、华安德、王赓武、沈钜光等；荷兰班国瑞、约翰·托马等；联邦德国魏格林等。

“223”房间虽为斗室，但却是一片历史与思想的浩瀚星空，胡华的思绪在这里探索着，驰骋着，抛洒着人生最后十年的智慧、勤奋和满腔激情……虽然身居斗空，但迈出“223”这扇房门，胡华走向的却是广阔的天地：人民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课堂，全国性或地方性党史学术交流，《中共党史人物传》

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审稿会的会场以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老前辈的住宅等，直至迈出国门、踏访澳美。

1979年8月27日下午，胡华走出斗室，与吴大琨教授到北京大学，在临湖轩会见美国副总统蒙戴尔及其夫人、女儿和助理国务卿、费正清等。同见者有周培源、章文晋、刘思慕、何兹全、雷洁琼等。接着，陪蒙戴尔走5分钟到该校礼堂，由蒙戴尔讲中美关系，历1小时。话别时，由吴大琨翻译，胡华与费正清交谈，费谈到，在美看到了胡华的著述并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有个清史所等。

1981年9月下旬，胡华在“223”收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9月17日的特急来函：“胡华同志：中央已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由李一氓同志任会长。

由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学者以及外宾常去城市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理事会。经同各有关单位酝酿、协商，请你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9月28日，胡华与戴逸一起出席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成立会。李一氓主持，姬鹏飞到会，副会长朱学范、雷洁琼讲话。

1982年2月22日下午5时，胡华至燕京饭店，陪同李一氓宴请井上清夫妇。

在座有中联部乔石副部长、赵安博副部长以及刘迟、段培元、杨晶。2月26日下午，胡华到人大会堂江苏厅与乔石、赵安博、刘迟、段培元等，陪同姬鹏飞副总理会见井上清，并与井上清谈话。胡华将自己的新著赠送井上清。7月8日上午，胡华到建国饭店与宦乡等会见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特别顾问杨力宇教授并共进午餐。

9月10日上午胡华与李新会见伦敦大学亚非研究中心主任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谈毛泽东思想问题。10月26日晚，胡华出席教育部在宴春楼宴请日本学术振兴会横尾壮英和竹内实的晚宴。1983年9月22日晚，胡华出席国际交流协会接待荷兰共产党社会与政治研究所联络主席米利克斯基等宴会，谈及1932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法西斯会议宋庆龄复电，留德中国学生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中国人参加等；马林情况；“文化大革命”原因；荷党党员38000人等。至8时宴会结束。9月23日晚，胡华出席国际交流协会李一氓会长接待孟加拉人民社会党主席米尔札宴会。孟方出席有大使乔杜李、公使拉哈曼、武官拉杜里·拉哈曼。9月26日上午，胡华在国际交流协会会见荷共代表团米利克斯基和斯得洛姆，并谈话。9月27日上午，胡华继续在国际交流协会会见孟加拉国人民社会党米尔札主席，并谈近代史、康梁变法和孙中山。10月10日下午，胡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力群、张致祥接待荷兰共产党代表团米利克斯基等。1984年8月1日，胡华在天津出席《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91人，美、日、英、加、澳学者34人。晚上招待会后，他会见了日本学者实户宽、野泽丰、池田诚等。1985年1月9日、10日，胡华出席国际交流协会第三次理事会。

1987年3月11日，为接待日本东海大学访华，胡华在“223”，撰写《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介绍报告，文中写到吴玉章、成仿吾、何思敬、何干之等在日本的学习和活动。3月13日下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为日本东海大学师生120人作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