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蓝风景

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月，中央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接着，党中央批准，由吴玉章、胡锡奎、成仿吾、李培之、阎子元五人组成党组，胡锡奎为书记。学校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胡华担任了校教务部直属的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副主任。从2月开始担任《中国革命史》本科的讲授。

1950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金凤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报道稿《方针是教学与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结合》，文称：“本科各系第一期共同必修科为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俄文及体育……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接受苏联先进的教育建设经验，该校聘请了苏联教授分别担任各种课程的讲授。中国教授则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王可风、胡华、王大纲等。全校教授、教员共约一百三十人。该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并由校长、副校长各研究室主任、党委书记、各系主任、各部（包括教务、行政部门）主任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拟订全校教学计划，进行有计划的教学。该校又专设研究部，负责统一准备各科系的教学设备并研究改进教学。此外，另设各专门课程研究室（现有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教育、财政经济、法律、外交等研究室）实际组织教课并组织中、苏教员经常调查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搜集材料以充实教材，并将请有关部门参加指导工作。”

在这一年，29岁的胡华被评为副教授。从解放区进入北京，他是进入教授行列最年轻的教员。有人称他“少年得志”，也有人说他，年少革命，正值青蓝风景。胡华心里明白，越是有点成绩，越要夹起尾巴做人，埋头苦干。吴玉章校长嘱咐胡华说：“不要懈怠！”并告其自己的一句自谦的口头禅：“无枚皋之敏捷，有司马之淹迟。”枚皋和司马相如都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秀士，《汉书》说：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枚皋写文章极敏捷，杨雄曾说：“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则用枚皋。”

但枚皋也“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司马相如工文词，但成文比较迟慢，而且说话还有些口吃。吴老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枚皋那样敏捷的天才，而有司马相如那样的淹迟。他说：“我一生就靠坚持‘不懈怠’这三个字。”胡华牢牢记在心里。

胡华不仅没有懈怠，而且勤奋有加。这一年的2月，他的写作成绩不同凡响：

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苏盟约——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移交中国长春铁路》；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旅顺口及大连的新协定》；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书面谈话《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同是对苏关系的命题，不到一个月连续七篇文章，都是胡华开夜车写就的。

搁下笔后，常常累得和衣而卧。而他白天还要给本科生上课，同时还要按照各方意见不断修订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

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一系列协定，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是新中国采取的“一边倒”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按照中央的宣传要求，请胡华一个月内连续撰写的这七篇应时之作，对当时中国读者了解我们的盟友苏联和中苏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的对苏、对蒙外交政策起了必要的历史和形势的说明作用。就在这个月，中苏友好协会平原省分会立即编印了胡华撰写的《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几个问题》；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胡华著《学习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接着，胡华被邀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举办的工人青年联合讲座中播讲《新的中苏条约中的几个问题》。

文稿发表于3月2日《人民日报》。3月12日，胡华被邀请在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每周苏联介绍讲座”中讲解《中苏条约和协定中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印行了1951年3月20日至24日《人民日报》连载的胡华《论中苏盟约》的单行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出版，使胡华更加忙碌，讲学、报告应接不暇。就这一课题的讲授从2月下旬到3月，人民大学不断召开教学传达会，由胡华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学；3月3日胡华又到清华大学干部会上作报告《怎样教学革命历史》；3月中旬胡华组织了本教研室研究小组的讨论会；3月25日在《中国青年》第35期发表《怎样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为了解答京津各大学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当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特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举办定期的《新民主主义论广播学习讲座》。

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播。胡华陆续播讲了《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载《北京广播》第1期）；《谁领导了抗战？谁发动了内战？》（载《中国青年》第39期）；4月23日赴天津作《新民主主义论学习报告》；这个月胡华在《新华月报》第2卷第1期（1950年5月号）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掀起的学习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热潮中，胡华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5月1日《观察》杂志第六卷第13期（1950年5月1日出版）发表了谢逢我的文章《清华是怎样进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介绍胡华在该校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及学生的思想收获和反映，文中说：“听了胡华同志的两次报告，同学们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为以往受过国民党歪曲历史的宣传，脑袋里多少存在了一些‘正统’的观念，黑的认作白的、白的认作黑的颠倒看法也是极为普遍的。”“学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们知道今日革命的完全胜利，并非偶然，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三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英勇斗争而得来的；这是毛泽东思想——主要联合农民的统一战线，团结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友人——正确地引导而得来的；这是因为有一个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而得来的。我们过去许多糊涂的观念，现在经过了一次大洗刷，使我们看清了历史的真面目——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懂得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我们只有更加强锻炼自己，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的成果！”

山雨欲来

可是，谁能料到，此时的胡华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属下的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遭到“组织”批判，3月下旬被迫做起了检讨。“组织的报告”给他的罪名是：“热衷于到校外各机关学校作报告或讲课，或关起门来写文章”，对本校课程不重视（其实是教研室课程安排上只发生了一次时间冲突，胡华外出作报告，有关人员未及调整课时，其外出讲课也是学校的安排）；“由于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苏问题研究有年，并写过一些东西，教课也不坏，其它机关学校也抓他作报告，报刊也纷纷要求他写文章，于是就增长了骄傲情绪，有的事情总要求他人迁就自己，晚上彻夜不睡，早上不起来吃饭，白天在家倒锁着门，对组织生活不重视”；指责他努力工作是个人英雄主义，有名位观念，无组织、无纪律；批评他“对革命史组领导的方针不正确（胡华主张通过课题写作来提高研究生的理论学习和实际研究能力）……研究生根底很浅，不应鼓励他们写作”；称他私下曾表示：“谁愿意怎么批评就让他批评去好了。我干脆就是不理。看将来究竟是谁对党的贡献大！”

研究室一些主张实事求是的同志，认为胡华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拼命工作，的确为党作了很大贡献，便仗义执言，为他鸣不平。于是也被认为不能划清界限，受到了“组织”的批评。

在经校领导谈话后，胡华为顾全“大局”和“团结”，只得被迫做检讨。在成立新中国后，因自己拼命工作，做出了成绩，却受到“运动”和“组织”的莫名打击。他违心检查道：“这一时期，因为在报上发表了几篇中苏问题的东西，出了一本革命史稿的小册子，就有不少地方给学校写信，抓我去作报告。我想：

‘我为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呀！扩大了党的影响呀！我的工作是党所需要的呀！’因此无形中‘自高自大’起来，表现在‘组织’观念薄弱，对‘组织’不尊重，对学校工作不够重视上。比如：有几次（铁道部、师大、教育部）报告，他们未通过学校我也去了。我想：‘反正都是党的工作呀，我又不要求任何报酬。’而不了解工作是要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决不能有丝毫的各自为战的无政府状态。外出报告虽然一般都通过了校部，但有时我却没有向xxx报告，使他有时不知道我出去干什么去了。我想，‘反正校部知道了就得了。’而没有想到自己生活在研究室这个组织中，就应该向研究室负责人报告明白，请示方针……关于‘革命史’（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作者注）前言是遵照中宣部意见写的，经乔木同志看过，他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修改了，再交胡绳同志改过的。当时未再经过学校和研究室的审查，是我的错误。”

矢志不移从事新中国革命史学事业的胡华，无论如何没有气馁。就在委屈挨批之时，依然彻夜写作。1950年4月1日清晨，他吟出了《夜歌》：

一夜桃花放，五更人未眠。

苦茶一杯字三千，革命文章传遍。

他记道：“开夜车写作至凌晨拂晓，已成习惯。昨宵夭桃含苞，拂晓已见怒放。空气清新，回房间作此。”胡华的小同乡、作家黄亚洲在21世纪读到这首诗时说：“挑灯写字，文化人皆常为之，然而一个史学家夜至五更时能达到字三千，这三千字里竟包括多少实实在在的金戈铁马啊，多少历史在里头轰轰鸣响啊。”

出版风波

新中国诞生后，胡华频频发表的史著，因为应时，引起了一些出版社和书店的关注。天津联合图书出版社于1949年8月将胡华连续在《北平解放报》发表的《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结集成书，继而北京新潮书店1950年11月又再版印行。

这两家在新解放城市创办的出版社，其实均源自一个资深的进步出版家——沈松泉。他与另一位出版家张静庐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光华书局的创办人，从1925到1935年（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光华书局曾经出版鲁迅、郭沫若、赵景深、丁玲、胡也频、漆树芬、潘汉年、叶灵凤、孟超、郁达夫、洪深、马彦祥、匡亚明等许多进步作家400余种著作；出版期刊主要有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周全平主编的《洪水》半月刊，叶灵风、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半月刊，叶圣陶主编的《光明》半月刊，高长虹主编的《狂飙》周刊，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

旬刊，周扬等主编的《文学月报》和徐懋庸主编的《新语林》半月刊等二十余种。

同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和“左联”开展活动、传递信件。北平解放后，已经移居天津的沈松泉，一方面在天津与合伙人顾云程开办了联合图书出版社，继而又在光华书局曾经开设北平分店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旧址重张开业，取名“新潮书店”，并陆续在上海等新解放城市开设了分店。他们邀集曾是光华书局骨干的著名报人张常人等联袂合伙经营。1950年3月，原光华书局的创办人张静庐，也奉调到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任计划处副处长、私营企业处处长和出版总署专员。这些在国统区向往光明，追随共产党的文化出版界进步人士渴望宣传新中国、宣传共产党。在当时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政策下，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于是他们想一展身手，繁荣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这自然会关注到许多包括胡华等解放区的新派作者。

195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新潮书店的通俗读物新潮文库陆续出版”的书讯称：“新潮书店即将出版一批大众的通俗读物，定名《新潮文库》内容以灌输各方面的基本知识为主，已出版的计有《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胡华著），《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何鲁著），《震撼世界的十月大革命》

（泰辰著），《怎样读报》（小枫著）四种；已付印的计有：《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几个问题》（胡华著），《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党报”能为其登载书讯，新潮书店的合法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新潮书店找到胡华，提出要出版《新民主主义论学习资料》一套6册，其中包括胡华编的《关于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几个问题》、《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胡华与戴鹿鸣合编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教育》、《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重要经验》等，其中包括胡华与戴逸、彦奇共同编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学习资料）》。甚至希望胡华能答应他们的邀请，兼任审稿编辑。由于教学繁忙，胡华婉拒了兼任编辑的邀请，但对该店钟情宣传共产党的理论政策、歌颂新中国的光明美好的热情表示赞赏和支持。

胡华是尊重这些坚持进步的出版界人士的。在胡华周围，有许多富于革命理想，思想活跃，勤奋写作的师生，如孙敬之、何戊双、王波鸣、张岱、彭明、戴逸、彦奇、戴鹿鸣、谢家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新的科学建树。经胡华介绍，该书局陆续出版了：王波鸣编：《革命导师论学习》、《中间路线为什么走不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王波鸣著：《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怎样读报》；王波鸣与彦奇合编：《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表）》。何戊双编著：《谁是打败德、日、意法西斯的主力军》、《什么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谢家译著：《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孙敬之著：

《地理学与地理教学》；戴逸（笔名王金穆）著：《中国抗战史演义》；张岱著《游击地带》、《燎原之火》；彭明著：《中国近代简史》等。这些书籍均很快引起反响，也成为那个时期的畅销书。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