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文化围攻，主要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制手段和恐怖政策。正如鲁迅当时指出的：‘现在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面对国民党恐怖政策，鲁迅像一株参天大树，以‘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革命战斗精神，锲而不舍，怀着对敌人的憎恨，呼啸着前进。他的战斗杂文反映了‘中国大众的灵魂’，刻画了各种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的锋利的笔“是对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它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给人民指出了方向。瞿秋白曾和鲁迅一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也写了不少战斗的杂文和文艺评论。茅盾的《子夜》生动地刻画了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形象，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国民党的文化围攻惨败了，文化新军在文化战线上获得彻底的胜利。

“伟大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毛泽东给中国现代文化史做了英明的总结，并明确地指示出文化新军前进的道路。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分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指出资产阶级文化失败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文化的无敌性，指出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了中国文化无限发展的前途。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批判了非无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艺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解决了文艺理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明确指出了文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总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

“1949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又一次给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作了简要深刻的总结。文章指出：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致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这里说的‘一切别的东西’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那些所谓新学。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同上），新学里的社会学说被证明为完全无用之物了。新学派的堕落部分一向仇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愿意做帝国主义的文化奴隶。新学派的绝大部分是有爱国思想的。他们要求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自然的。在这个基础上，自我改造思想，努力使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消灭下去，工人阶级思想逐步生长起来，这意味着文化大军将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将有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我们知道，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旧文化的遗产如此巨大，这是发展新文化事业的一个优越条件。关键在于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清理那些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它成为有用的知识的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必须珍重这一份文化遗产，并且很好地予以利用。”

《中国历史概要》在揭示中国社会不断革命的历史发展史实的同时，又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了简明扼要的阐发，最后提出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才能为走向新途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历史学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历史意识则构成了“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而《中国历史概要》的历史叙事所呈现出的历史意识恰恰体现了这“根本价值”。

《读书》杂志1956年第6期发表了蔡美彪《评介（中国历史概要）》的文章，称该书“是一本概括性和通俗性的中国通史。如‘引言’中所说，‘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中国历史，从而看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轮廓’。读了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

“首先，该书虽然只有十一万多字，但它包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整个中国历史。这看来是很平常的，但这样完整的编写中国通史在我国目前的史学界却还是第一次。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应该包括从远古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时代。但现在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觉，好像中国通史只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而此外另有近代史和现代史。这样，就从中国通史的领域里阉割了近代、现代史，并把近代、现代史和通史的概念对立了起来。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出版的通史性的历史读物还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在这个意又上来讲，《中国历史概要》可以说是第一部时代完整的中国通史……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还应该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的历史。

但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有些通史方面的著作对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对历代文化发展状况叙述得很少，或者是很简单。

没有对经济史和文化史作认真的研究，企图以政治史代替通史的倾向，在我们的历史学界还是存在的。

《中国历史概要》的编者适当地注意了这一点，每个时代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分别地，但也是有联系地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说明。本书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令人满意，但这样做法是正确的……第三《中国历史概要》虽然是一本通俗性的书，但它是建筑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直到现在，我们有些人还对编写通俗的一般性的书籍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写这样的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缀合现成材料甚至抄袭别人的现成词句。

可以看出，《中国历史概要》的编者并不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写作的。一般来说，编者是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吸取目前研究成果并经过自己的研究后，才提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当然，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不少还有待历史学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不过，这些看法并非编者率意而谈，而是有其一定的根据的。从这一点来讲，本书不仅是一般读者的一本好书，而且也会使历史工作者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经过这次三人鼎力合作，相互结成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在范文澜、翦伯赞、陈垣等诸多史学前辈的学风影响下，胡华深感受益良多。

1955年2月8日晚，胡华与翦老、邵循正到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聚会，这是由李济深、陈叔通、邢西萍做东，朱洁夫招待的聚餐。出席还有董老、吴老、袁翰青、荣孟源、刘大年、胡绳、黎澍、尚钺、郭则沉、何干之等。席后，翦老与邵循正造访胡宅，三人谈至11时半。翦老建议胡华写一本包括文化、思想、艺术、政治及经济各方面的，生动活泼的中国现代史。翦老教诲，胡华从此念念不忘，直到抱病临终时他还想完成这一共同夙愿。

致力教学

自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中国革命史”学科一直在建设过程之中，从1950年以来，胡华所在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编写这一学科的讲义，以供应本校和校外的教学急需。学校曾要求教研室在已编印出的“新民主主义论”讲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基础上，依据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和胡乔木同志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拟出新的纲目，编出《中国革命史讲义》。1953年初，为了适应以后更多中国革命史课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为了准备编写一本较详细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持拟出了一个较比过去更为详尽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纲目（草案）》，经过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和修改，形成为人大和其他高等学校通用的提纲。根据此提纲，经过参考资料的准备，胡华从1952年便开始主笔撰写《中国革命史讲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经过数年的传播，国内外读者反响巨大，胡华也积累了许多修改的意见和心得。在这一著作的基础上，胡华在吴老的亲自关怀下，在李新的具体组织下（1953年9月教研室为胡华配备了学术助手林铁军；何干之也不时提出一些建议），从1952到1954两年间，胡华陆续撰写出了《中国革命史讲义》1至6编初稿。在编写期间曾于1954年4月25日，将印出的初稿，送习仲勋、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锡奎、黎澍、钱俊瑞、范文澜、聂真、林老、徐老、尹达、刘大年、邵循正、蔡尚思等征求意见。经由教研室和有关方面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后，胡华将这6编进一步修订，中国人民大学陆续铅印单行册，作为校内教材的有4编，全书共计约45万字。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革命史”既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与培训干部共同必修的政治理论课，也是我国各高校文科的必修课。胡华从人大建校伊始，即在中央有关部门和人民大学的领导下，与教研室同志一起，致力完成着本科，专修科、研究生、马列主义研究班、夜大学、函授生的教学任务；帮助青年学生和培训干部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较系统的知识，提高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的理解。

胡华与教研室同仁担负了培养全国高等学校和其他许多单位的“中国革命史”课师资的任务。对这些学习“中国革命史”专业的研究生或教员的培养，除了系统的讲授外，着重进行了较深入的辅导，实践中也加强了对毕业论文的指导。

胡华与教研室同仁还担负了校外一些高等学校和工作部门的报告和讲课任务。

并曾在中央教育部（或高教部）的领导下，对京津等地高等学校关于怎样讲授“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史”课的讨论，做了诸多的工作。

1954年7月，胡华在《人民中国》第13期撰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该刊出版有俄、英文本，英文《每日电讯》转载了该文。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7月19日上午，人大校部人事处处长李逸三与胡华谈，校方拟正式任命胡华为中国革命教研室副主任，胡华表示个人意愿，希望今后能专门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不再担任教学行政领导职务。22日，胡华接到吴玉章校长签署的命令：“任胡华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

1954年8月29至30日，胡华奉命起草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计划。31日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李新讨论教研室工作计划。9月2日，胡华出席李新主持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会议，由刘经宇报告年度教学计划要点后，胡华作补充说明，就“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一、关于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证并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克服教条主义的倾向。

（一）怎样来保证教学质量：首先要求大家认真的备课，每位教员在上堂的时候，都要带有准备好的讲稿（讲稿可详可略，但要有）。讲稿的内容应该以本教研室统一的提纲《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为标准（就是说：章节的系统、问题的提法和观点，要根据这一统一的提纲），而以《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讲授内容的基础。同时，新开课的教员的讲稿，应经过教学组长或指定的专人审看。这样来保证教学的质量。

（二）怎样来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建设这门课，提高讲授内容的质量，新讲义的编写工作已大体完成。除了继续印出新的讲义及以大力讨论修改讲义以外，目前首先要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克服教条主义的倾向。关于本门课和实际的联系，可以从三方面来加强：

1加强理论和历史实际的联系。怎样加强？就是我们在讲授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的时候，必须注意说明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要求理论来解决，提出哪些理论、思想，从而指导了历史实际前进；必须说明：

为什么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是真理），而另外一些回答（机会主义的理论）则是错误的（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事实前面破了产）。从而，引导学生领会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学生了解理论的活的战斗意义（理论从实际中产生，又指导实际）。

比如，在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的时候，必须说明，革命实践的历史发展，向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合广大的农民的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左右翼的认识和对立而提高警惕性的问题，都迫切地提出来了。）毛泽东怎样来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能够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他的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他深入工农群众从事革命实践，以无产阶级坚定的立场，明确的阶级观点、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唯物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联系的具体的分析具体事物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指导革命实践前进。）为什么陈独秀、张国焘等右倾“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认识是错误了。

从而让学生了解这篇文章的战斗意义和真理性，告诉学生，我们由此可以从毛泽东同志身上学习到什么（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反对引导学生去死背条文的倾向（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死记三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死记四条，“红色政权”死记五条，仅仅以此来应付课堂讨论和考试。而没有引导学生去了解它的活的战斗意义，去学习革命领袖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理论教条化，把革命领袖偶像化，提倡一种盲目崇拜的精神，而不知领袖正确究竟正确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记忆，记住基本论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他在活的正确的理解的前提下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