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涓迅
|类型:社科·自然
|更新时间:2019-10-06 14:06
|本章字节:8980字
与胡华共事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的哲学家张腾霄在回忆胡华时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胡华同志善于向这方面学习,特别是他遇到逆境的时候,总是采取正确的态度。1944年,他在晋察冀边区整风学习班学习,我在晋察冀边区二专区任专区督学,有一次我到边区开会,路上遇到他们的整风班。在敌后的环境中,一遇到多时不见的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马上走近胡华同志,他装出不认识我的架势,我既纳闷,又不高兴。后来听说他在整风学习班里正在挨整,他十六七岁到了延安,历史上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说他是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有可能是蒋介石国民党打入革命队伍来的。胡华同志在这‘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仍然能取正确的态度,分清主流与支流。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他从来没有为个人委屈讲什么怨言,总是从大局出发,把革命的胜利放到极端重要的地位。”
1945年夏,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院治疗的胡华病情好转。反“扫荡”战争和整风审干中所患风湿症和胃溃疡使他卧榻半年有余。当他获知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整风审干班根据战友张岱的证词和自己入陕公到敌后以来的表现,做出了“胡家骅同志无论如何没有政治问题,历史也是清楚的。周荣鑫等(签署)”(周荣鑫时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教务长)的政治“估计”时喜极而泣。他急切地要求出院归队,决心振奋精神,投入新的战斗。
7月1日至7日,晋察冀边区军民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和“七七”抗战。胡华接到在中央分局党校整风审干班上的教育学院李常青院长通过内部交通送来的问候信,得知这期间,浙江同乡、陕公和华北联大的战友汪士汉将要在整风审干一队与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的北平女学生安若喜结连理。7月1日,胡华在病榻上成诗一首:“北国江南两遥遥,烽火缩地感夙苗。并肩今赏冀西月,携手归看浙江潮。风流人寰连理枝,翱飞天际比翼鸟。无限前程羡佳偶,秀色氤氲北岳高。”并题写在一个自己精心制作的小笔记本上,作为敬贺新婚的礼物。在诗的题记里胡华说:“6月30日得常青同志来函,汪士汉、安若同志定于七一结婚。
心中欣喜,匪可言状!无以为贺,特寄诗一首,以致祝贺之忱。”
诗中“归看浙江潮”,既是祝愿同乡早日“夫妻双双把家还”,也是他自己的企盼。涅而不缁的胡华,内心期待胜利后的返乡,查找自己历史的确切证明人,以洗却自己在整风审干中被诬的历史不白之冤。
36年后的1980年10月7日,胡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党史进修班授课,讲到康生的一些历史情况,也涉及了这次全党大规模的整风审干运动,他说: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这本来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左’倾路线。
中央党校是整风的大本营,康生就担任了整风总学委的副主任,抓到了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康生怕反对教条主义、‘左’倾路线,会反到他这个王明路线的大头目身上,就一方面装扮为反王明英雄,散布一些他早就反王明的神话,另一方面则阴谋扭转整风运动方向,使之变成为‘整人运动’,摆出‘审干和肃反’的口号,来蛊惑人心,骗取毛主席的信任。于是产生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康生便放手推行他的极左路线。
“1943年7月,利用胡宗南包围边区的***高潮机会,康生把绥德一个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打成特务,搞到延安中央礼堂,讲他父亲怎样成为特务,怎样放回共产党来的。康生接着做了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所谓‘失足者’,就是特务,凭空诬指在延安的广大干部都是特务或特务嫌疑,要由他来‘抢救’。
于是,就搞起了抢救运动。他胡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革命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九十,政治上靠不住,而是特务;‘抢救’搞了两个星期,就把很多人打成了特务,延安警卫团居然查出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有的单位50%,有的70%—80%的人被打成特务。更荒唐的是,他认为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四省省委,以及南方许多地下党都是‘红旗政策党’,就是敌人掌握的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这些地方党,当时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领导的。
康生的阴谋矛头,就是指向周恩来同志。对这些从国统区来延安的干部,大搞车轮战(就是连续审问几天几夜不让你睡觉),大搞吊打逼供,搞假坦白大会,就是让一些人到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乱承认是日特、国特,康生就宣布给予恢复自由,甚至提拔为审干的骨干。
如不承认就大会、小会日夜批斗逼供,这就造成广大干部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有的被拷打折磨致死,有的被逼供精神失常,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有的跳延河、跳城墙自杀。如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川康特委书记周凤鸣同志和他爱人甘棠同志,被残酷迫害。周凤鸣同志上吊自杀。康生圈名单抓人,一夜之间就关了二百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了,就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让各单位派人把外来干部看管起来,私设公堂。这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用的完全是苏联‘克格勃’和蒋介石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的法西斯残暴手段。后来,连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打成了特务,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外来干部都成了‘特务’、‘特嫌’,毛主席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周恩来同志提出九条方针,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这九条方针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调查研究,重证据,不重口供……’等,没有证据的,甄别平反。到1944年底,才基本结束。这种逼供信的审干运动,流毒影响到前方一些根据地,也发生不少冤假错案。而在延安,1944年平反后,还有一百多个所谓‘犯人’,长期关押在延安保安处。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这一百多所谓‘犯人’(包括王实味等),撤离延安来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示,秘密杀害了。这一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冤枉的,康生这一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当然,1943年的延安抢救运动的逼、供、信错误,不是康生一个人的责任。
1944年在甄别平反时,是由毛主席出面向被迫害的干部赔礼道歉的。毛主席说,我是发号施令的,我应该承担责任,向受冤屈的干部赔礼道歉。大家感到毛主席的态度很好。而康生作为实际负责者,却若无其事,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大骂整风骨干有‘特务如麻’的思想,把责任推给下面执行的人。所以当时延安的干部,对康生很有意见。康生的名字,成为在党内进行政治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恐怖象征。”
迎接胜利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在中国,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战场1944年的大溃退,更加扩大了沦陷区;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残酷进攻,并已向日军发动局部反攻,广大的解放区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1944年12月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提出了“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四个中心口号。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的号召,晋察冀解放区于1945年发动了春节攻势和夏季攻势。由雁北、察南到平北、冀东,从冀中平原到渤海之滨,敌人被挤到各铁路沿线的较大城市中去,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下,晋察冀春季攻势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其他各解放区也于1945年春夏纷纷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7年别家、投身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胡华救亡复国、民族振兴的期望就要实现了。7年中在战火中教学,他深刻领会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理论”,他满怀希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大地能够首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以疾风迅雷之势,四路攻入日军战略基地——中国东北。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日军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战略基地宣告摧垮,70余万精锐关东军也在苏联红军勇猛进军的激战下崩溃了。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苏联参战已使对日战争时间大大缩短,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8月10日夜,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者,坚决消灭之。电讯传来,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沸腾了,教育学院沸腾了,全边区沸腾了,晋察冀军民要同仇敌忾,夺取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各解放区解放大军开始发动反攻的大进军,进击日本侵略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和交通线。
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华北日伪军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流,冈村宁次下令驻华北日军拒不向八路军缴械。我晋察冀所部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解放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包围平、津、保;我晋绥所部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绥远、山西广大国土;20日我冀察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向张家口日伪军进攻,经三天激战,23日从日寇手中夺回张家口。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两个月的时间,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大反攻中,共收复国土3152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7000人,收复城市196座,毙俘日、伪16万余人,日、伪投诚3万余人。整个华北及东北除几个大城市被美、蒋、日、伪合流的武装所占领外,大部分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光复了。从此,全国有1亿5千万人民真正开始了胜利的民主自由的生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彻底粉碎了它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并且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所发动的三次***高潮,使其妥协投降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取得中华民族抗战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奉命由党校整风审干班回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的胡华,与在校的四百余师生,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他们在阜平平房和康家峪驻地与当地军民来不及尽兴庆祝,便接到命令,奔赴塞外山城张家口。
华北联大在晋察冀敌后办学6年,先后毕业学生80余个队(班),8000余人,连同参加短期培训的干部达1万余人。这所战火中的大学为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壮大根据地,培养输送骨干人才,开展边区各项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现在仅余的教育学院数百师生在北进途中,按照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几乎被选调一空,大部分成为边区进城接管干部,补充到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新解放城市全面管理工作。胡华受晋察冀中央分局派遣,将协助建党时期的中共党员、中国工运前辈、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局长、冀察区总工会主任萧明进入张垣,开始从事新解放城市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