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曾经在1984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说：“人民大学党史系胡华同志，他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红头文件的情况下，编辑出版人物传15册（当时的出版进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胡华同志的这种精神。”寥寥数语道出了胡华率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党史人物传的体制困难。尽管有何长工担任会长，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给予支持，但这个研究会是一个处于起步的民间学术团体。

研究会成立前后，上级有关部门没有关于这一历史科学和宣传工程立项的红头文件，只有部分中央领导对具体学术活动和个别人物研究上的表态性的批示；没有人事部门下达的编制，就靠高校教员和社会党史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没有中央主管和财政部门拨付的经费，只能靠参加审稿教师各自所在的学校报销差旅费，开会和审稿所在地支持部分食宿费用，所有参加审稿人员均义务劳动。每每学术讨论会或者传记审稿会，胡华都要以个人的学术影响和信誉，争取举办地党委和高校有关部门的支持。他对接待地的讲学咨询或作学术报告有求必应，均不收报酬。参加过多次人物传审稿会的南京大学马洪武教授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人物丛书，是第一次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先烈的群体形象，展现了他们英勇悲壮斗争的艰巨道路，表达了他们为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是一部科学性、党性很强的传记著作，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生动的党史教材。它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是功德无量的宏伟事业。但是，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却是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红头文件的情况下，全凭胡华老师的声望，聚集了全国中共党史学界的一批专家学者，把这一重大课题，从艰难的起步，逐步地发展，并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起来。”1981年4月14日至20日，在重庆举行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编写五百多名党史人物传记的规划，落实各地分工承担的任务。

胡华在会上做了《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开展党史人物传的研究》的学术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或因劳瘁过度而牺牲，或瘐死狱中，才换来革命的胜利。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现在全国各县有名字可以查，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死难烈士是130多万人。据我们知道，广东、江西、山东等省，死难烈士，每省都在20万人以上。全国差不多每个县都有死难烈士……革命不是仅仅靠几个领导人就干得成的。革命的胜利是领导人物和千百万群众一起前仆后继、牺牲奋斗换来的。所以，党中央一贯重视编制死难烈士英名录，现在各省各县都在编写英烈小传。李维汉同志向耀邦、乔木同志建议，抢救材料，为艰苦年代牺牲的英烈们编写小传，哪怕几百个字，几十个字的材料也好。有一个名字也好，像白洋淀立一块死难烈士英名碑也好。用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代，党中央很重视这一工作，各地正在开展中。同时，我们也要充分估价那些杰出的，功勋卓著的领导人物和模范人物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著名党史人物，江西省提出有200位，湖北省提出有190位，湖南省提出80多位，安徽省提出70多位……大体上说，我们可以提出500位到1000位著名的先烈和杰出的党史人物。

所以，我们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根据各地提出的著名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规划，庄严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这五百位著名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规划落实下来。各省分分工，承担起来。何长工会长多次说‘我们动手晚了’。现在我们就要抓紧行动起来……”

胡华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有何长工、徐彬如、胡华、欧阳慧、彭明、陈铁健、肖效钦、杨益言等八位同志作了党史的专题报告。谢筱、温济泽、梅关桦同志作了指导性的重要讲话，陈志凌同志向大会作了会务报告。在大会上有三位代表介绍了编写党史人物传记的经验。经过各小组酝酿讨论，提出了编写五百多名著名的革命先烈和杰出的党史人物传记的规划。大会收到各省提供来的党史人物传记稿110多篇，这是各地同志们经过了大量的调查访问考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而结出的丰硕的劳动成果……这个规划，还可继续修改，使之完善起来。写好的传记，写得较成熟的先发表，成熟一批，发表一批，发动全国党史工作者来写，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传记作品问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帮助民政部撰写一至三千字的革命烈士小传……”

1981年4月23日，胡华与出席会议的罗章龙、徐彬如、谢筱等由重庆乘舟东下，舟中与罗章龙吟《巫峡舟中联句》，赠徐彬如、谢筱：

盛会渝中作史公，飞舟破浪过巫峰——胡华。

十年浩劫徒干扰，神女依然礼碧空——罗章龙。

1983年11月20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举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胡华在会上作了《为更好地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任务而努力》的报告，他总结四年来的工作说：“编成了《中共党史人物传》15卷，包括171位著名的烈士和杰出的党史人物的传记，约计375万字，前10卷已印出发行，后5卷正在印刷中。胡耀邦同志和中宣部批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成立，并对编出《中共党史人物传》给予指示和鼓励。陈云等领导同志为本书第13卷任作民传亲笔题字。薄一波同志为本书谷雄一传题了字，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参加了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李维汉、王首道、刘澜涛、萧克等许多老革命家，对本会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工作，给了许多亲切的指导和鼓励。许多老革命家担任我们研究会的顾问。八十多岁高龄的老革命家何长工会长，四年来非常热心地领导我们的工作，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我们在过去的四年中，每年只花几千元经费，利用业余时间，得以编出171篇党史人物传记，这是靠了党中央、中宣部、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老革命家们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支持，靠了全国各地的传记作者们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严肃认真地辛勤劳动。”胡华在报告中列举171篇传记的特点，说明已完成的传记为党史增添了许多具体内容和编写党史人物传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了抓紧编写党史人物传，抢救史料的紧迫性他说：“我党成立已62年，早期参加革命的人，都已是七八十岁高龄，我们要写的党史人物的许多重要的珍贵的活史料，还是存留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如果我们不抓紧向他们调查访问，党史人物的许多关键性的重要史料将因他们记忆力的衰退和陆续辞世而成为空白点，这将使我们永抱终天之恨。例如杨度，如果不是周总理弥留之际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人们将永远不知道他是给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共产主义者。

抢救史料的工作，必须全党广大同志来参加，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完成的。我们现在要尽先抢救和编写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人物的史料和传记。”胡华在报告中具体阐述了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四点基本要求：

“科学性、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求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传记的指导思想，并注意贯彻人民创造历史、时势造英雄的观点。所谓准确性，就是在编写过程中，要做到言必有据，认真做好材料的调查研究和考订核对工作。所谓鲜明性，就是编写党史人物传时，要有鲜明的目的，即是为了纪念前人，树立楷模，教育后代，有利于党的事业。

所谓生动性，就是力求做到事实可信，文字表达有文采，能够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胡华在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为编写者和编辑者完成高质量的人物传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指导。1986年11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胡华因病入解放军301医院，未能到会，但之前他在北京领导筹备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求。

作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胡华从1980年至1987年主持了武汉、鸡公山、西安、镇江、长春、北京、青岛、长沙、苏州、太原、福州、昆明、杭州、哈尔滨等14次审稿会。起初，他提出合格的传稿的标准应当是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材料来源可信、文字简练通畅。对于那些材料丰富而水分过多的传稿，应当帮助修改，使之达到合格水准。1981年11月，在西安审稿会上，胡华提出三级审稿制（初审、复审、终审）主编每稿必审必改，审改后不仅写出是否采用的决定性意见，而且写出对传主在党史上地位、作用的评价和稿件质量的评语。三审中不仅做到从思想内容、材料考据到文字修饰层层把关，而且举出几篇典型传例，对初审、复审时严格把关、认真加工修改的稿件进行集体讨论，以便统一认识，提高审稿质量，提出表彰。

郭洛夫在1997年撰写的《回忆（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胡华教授》一文中说：“我从事出版工作20年，编辑过百余种图书，接触过近千名作者，胡华教授是我遇到的最尽职尽责的主编。他在每年二次至三次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委会审稿会上反复强调，我们正在做一项非常有意义又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每一篇传稿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关。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81年8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在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精神，出版宣传“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当时，《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已经编完待发，所收7篇传稿中涉及路线斗争的提法有55处。8月29日，胡华电告郭洛夫说：“小平同志关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的讲话，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坚决贯彻。”敦请责任编辑按照《决议》口径，把书稿中有关路线斗争的提法改过来再发排。接着，胡华对传稿中已经涉及和今后必然还要涉及的在党内斗争中诸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和王明、张国焘等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在地方和军队的执行者如何表述，提出了具体意见。

为了使全体编委及时掌握中央的新精神，胡华在多次研讨会、审稿会上，都要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最新讲话与指示。1982年4月21日，镇江审稿会一开始，胡华就说，小平同志最近讲，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大家要很好领会这一指示的实质，把它作为我们编写、审改人物传记的指导。两年以后，在苏州审稿会议，他谆谆告诫各位编委：“我们做的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一定要好好学习两个历史决议，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指示，要防止出差错，要保证在政治上不出问题。”为了实现这一保证，胡华作为丛书著作责任人的代表，在审稿时比任何编委都更谨慎从事。尽管送他终审的传稿，都经过编委初审、副主编复审，但他仍坚持每稿必看，一丝不苟，而且确实发现并纠正了一些政治性差错。例如，在审看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顾作霖的传记时，胡华肯定了该稿“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传主的战斗功绩，也没有掩盖传主执行了‘左’的错误，难能可贵”。但他同时发现并删去了传稿中披露的不宜由《中共党史人物传》这套虽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毕竟仍是民间团体编纂的丛书发表的内容。他在1983年12月4日夜晚将顾传审改完毕交给责任编辑时说“稿中记述富田事变一段，涉及谭启龙同志、胡耀邦同志历史遭遇的一段，不宜由我们发表。尤其后者，涉及党的现任总书记，所述过程是否准确，不能由本书轻率披露，故删去。”胡华多次强调《中共党史人物传》是历史传记，要按照正史列传的要求去写，材料要真实，要传之永远，经得起历史检验。他对编委们说，我们编审的书不是文学故事，必须言之有据，不允许胡编乱造，也不允许搞什么合理想像。他要求作者和编委们按照胡耀邦“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谨慎从事”和胡乔木“为党史人物立传，务求资料翔实，态度客观，体例严谨”的指示，仔细查核传稿材料，千万不能出大的差错。但是，数百名党史人物的活动经历，纵贯党的历史的各个阶段，以至上溯到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横涉党的事业的各个领域、祖国疆域的各个省区，以至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传记资料散在各处，浩若烟海。尽管许多传稿作者在动笔之前曾沿着传主的足迹跑遍祖国大江南北，有的还向国外写信，搜集、考订、核实历史资料；尽管审稿编委中有一批来自各省、区、市，对当地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对党史人物在该地区的活动比较熟悉的专家、学者，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送交主编终审的传稿，仍难免有不准确或不实之处。胡华以他不放过一个疑点的严谨学风，发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史实差错，大部分都凭他渊博的知识随手予以改正。对于有些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材料多处不实或水分过多的传稿，他则提出问题，要作者进一步查证核实。

为了保证传稿材料准确无误，胡华要求每篇传稿所引重要言论、所记重要史实，都要在页下注明出处，并在文后附上“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及访问老同志名单”。他在多次审稿会上，在大量传稿的审稿意见里，在给责编的信函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说：只有注明材料出处，才能做到“语有本，言有据”，昭人信实。

他还强调重要引文和重要史实的注释，必须用传主档案、历史文献和知情老人的回忆等第一手材料，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所谓纪实类作品的“二道贩子”的作品，不能作为立传的依据。根据这一要求，他在终审时，对未注材料出处或材料出处注之不全、不详的传稿，都让作者查核增补。有据则留，无据则删，材料真实可信第一，对历史对先烈负责第一，这就是胡华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治史态度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