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上午，胡华在革博听小组陈列汇报。3月10日，研究陈列原则。3月12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现场陈列。3月13日上午，胡华在馆长处讨论陈列汇报问题。3月16日上午，到革博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陈列。下午，参观鲁迅纪念馆的陈列。3月19日，讨论革博资料室工作。3月22日至24日，胡华陪同王冶秋、刘仰峤等一起审看党史陈列。4月上旬，胡华邀请并陪同刘型等老同志审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陈列。4月13日上午，胡华同杨振亚、董谦谈外访问题。参加宣传组关于陈列体系问题讨论会。看彭公达、潘心远、余洒度、苏先俊等的报告；1928年5月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中央要毛泽东去中央的信。下午，胡华邀请戴逸一起审看近代史陈列。

中国革命博物馆黄高谦、方孔木回忆道：“胡华老师在博物馆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和治学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不只是注重理论，而且很重视搞清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细微末节。对文物、照片也很重视研究，如照片中的人物是谁，拍照的时间和地点，他都要求搞清楚。

他谦虚好学，不耻下问。他手勤，手中老拿着一个小本子，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记下来。他到馆后，便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党史陈列修改工作，真正发挥了一个著名党史专家的作用。”此时，师唯三、戈华、孟琳等华北联大老战友主张胡华下决心在革博搞党史，并建议先要取得老校长郭影秋的同意。胡华于1972年12月4日曾通过郭影秋的夫人（郭因病住院），表达今后校方在决定分配人事关系时，自己愿意到革博搞党史。但1月22日，郭影秋指示学校清史领导小组会议，确定成员名单时要将胡华列入，为副组长。2月10日，胡华奉郭影秋指示，在尚钺处开会，研究清史当前工作、今后方向。出席有尚钺、罗髫渔、袁定中、戴逸、王思治、汝衡、沙知和胡华。会议商定由胡华找王冶秋、龙潜（即胡华在1938年赴延安时，在长沙遇到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指导员）等国家文物局领导给予清史工作的支持。4月12日，时为北师大校领导的赵德芳与胡华谈：“历史系和领导上要求胡华回系，多发挥作用。”胡华表示，“如果分配到师大办党史系，培训全国高校党史教员，可以回系。如不然，人事和党的关系可暂在清史研究小组”。

4月25日下午6时，胡华同中国革命博物馆徐彬如馆长、黄高谦、方孔木等（徐老称“四人小组”）乘18次特快赴广州，从此开始粤、湘、赣、闽、浙、沪五省一市的参观学习、考察，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陈列中“突出红线”的问题。至8月2日，历时三个多月，在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约50多个市、县和公社、大队参观访问。参观了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共120多处。在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旧居；在长沙、上海、广东等地，参观了毛主席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在党的创立、大革命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旧址和纪念馆；在江西、福建，大体上沿着毛主席当年领导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路线进行参观访问。

在各地，先后访问了24位革命老人，同他们进行了座谈。这些革命老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会员、农军战士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少先队员。其中最高年龄是86岁，一般年龄是70多岁。他们生动地回忆了当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胡华等还同各地有关领导同志和纪念馆的同志开了座谈会，共约30次左右，听取了他们介绍当地革命历史和有关工作的情况，同他们一起交换了关于党史陈列和宣传工作方面的意见，共同讨论了一些纪念馆的陈列方案。

这次有关党史方面进行的访问学习，就其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在当时的党史界，是罕见的。在第一站广州，王首道、陈郁、孔石泉等广东省领导看望了四人小组，省委书记王首道嘱咐胡华，“要多找老革命座谈”，并派广东同志随北京一行一起研究学习。

8月初，胡华开始执笔撰写《五省一市参观学习的初步汇报》，他在17600多字的《初步汇报》中指出，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只突出毛主席一个人，实际上孤立了毛主席，架空了毛主席。许多地方的党史陈列中，出现的人物极少，许许多多著名的革命烈士的事迹都没有表现；而且把党史发展过程简单化。胡华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千千万万“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不能只把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仅仅局限在毛主席直接管的那个部门和亲身到的那个地方”。如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的斗争，任弼时领导的湘赣边的斗争，以及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左右江等地区早期的斗争，在陈列中都应该有适当的表现。对于遵义会议后的党史，更应该表现得全面和丰富，例如长征中的各个方面军，抗日战争中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全国解放战争的各个战略区等，都要有所表现。

正确处理领袖、群众、阶级、政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领袖架空”。一些陈列馆受当时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往往脱离人民群众同中外反动派的阶级斗争，孤立地突出布置所谓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对于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往往表现得单薄无力。胡华指出：“如果党史陈列只注重表现路线斗争，而忘记了或削弱了表现阶级斗争，那就在实际上放跑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这个主要敌人，而使一些不大懂历史的青年看了以后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一本党史主要都是同犯路线错误的那些人进行斗争。”而林彪一伙正是借表现“路线斗争”为名，把党史上许多有贡献、有功绩同时有过失误的老一辈革命家打倒。

《初步汇报》揭露了林彪集团一面歪曲历史，把毛主席周围的一批干部打成“老机”、“老右”；另一面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美化林彪。胡说林彪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林彪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等等。胡华说，这一类伪造史实、美化林彪的油画、照片和解说词，曾经一度充斥于井冈山博物馆和各旧居旧址之中，严重地歪曲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也有损于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的声望。此外，报告还提到党史陈列的体系，应基本按历史顺序，又适当地按专题集中；党史陈列一定要表现出博物馆的特点，要有丰富的文物为基础。

起草《初步汇报》的时候，“四人帮”正大权在握，不可一世，周总理处境困难，许多老干部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胡华常说，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要公正，要正直，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四人帮”横行之际也不例外。胡华揭露批判林彪、陈伯达篡改党史，实际上也是针对着“四人帮”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同志后来在怀念胡华的回忆文章中专门提到《初步汇报》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以上列举的几点，不但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对党史研究和党史陈列工作仍有指导意义。胡华在一次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地写出这样一份有一定影响和分量的总结，是同他的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调查研究、理论概括的功力分不开的。”

经集体讨论，由胡华代表四人小组先向革博主要领导干部和业务人员，后向全馆工作人员做参观学习考察的报告。这份《五省一市参观学习的初步汇报》立即引起了馆领导的高度重视，杨振亚馆长曾作如下批示：“总结得不错，发现了很多问题。可打印几十份，作为内部资料。送局几份，请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仰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阅审。”并决定：“（1）礼拜三上午开支委扩大会，吸收处长、支委参加，传达并议论一下。（2）然后再定时间在全馆做报告。”在胡华给主要领导干部、业务人员做完报告后，杨振亚馆长很兴奋地说：

“有了这个报告，党史陈列指导思想就比较明确了。”继上半年中南、东南的考察之后，11月中旬，中国革命博物馆又派胡华与董谦副馆长、贺捷生、赵力、刘舒、季国平、王增和、王新平、纪秋晖等乘火车赴西安。开始进行西北、西南革命遗址、革命史陈列的参观学习和考察。这次行动从11月14日直到1974年元旦。途经陕、川、黔、桂，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华清池等，延安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洛川会议旧址，成都安仁刘文彩庄园、四川革命博物馆川陕苏区文物，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白公馆、渣滓洞等，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茅台镇等，红七军指挥部等诸多革命遗址；与沿途地方博物馆、纪念馆交流党史陈列，并给予陈列改进的建议。其间，重点在遵义会议会址，胡华在座谈中谈了《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沿途各省的负责人霍士廉、杜沁源、李立、韦国清、乔晓光、覃应机等接见了革博考察组一行。1974年1月1日胡华随考察组回到北京。

贺捷生在回忆此行时说：“党史中所涉及的诸多人物，当时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冲击和迫害。胡华面对这种情况。秉承自己一贯的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大胆直言，刚正不阿，敢说敢为，为党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气节品质。在我印象里，有许多事值得一书。彭湃烈士是在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出身于广东海陆丰的一个地主家庭。当年，他为开展革命斗争，曾多次将家里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他对革命的无私使得他在当地民众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他以后开展粤东斗争产生了极好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个为党奉献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受不公正对待。烈士的母亲周凤老人出身贫苦、当过婢女，支持儿子的革命，帮助过许多革命志士与他们的亲戚，‘文化大革命’时她已经九十高龄，仍被揪斗游街，受尽磨难和屈辱。胡华在调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全然不顾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当即向有关方面写报告，一再呼吁为彭湃烈士及其亲属平反落实政策。

“胡华在调查中先后去了广西左右江和百色地区，他参观走访了当年百色起义旧址，提出要给予左右江和百色起义公正的评价。胡华还专门参观了当年红七军小平同志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房子当时堆放着许多杂物。胡华看后说了一段邓、毛、谢、古的故事。结束参观时，他说这地方要好好保护，打扫干净，这里也是红七军的旧址，应该开辟出来作为革命纪念地，供人民参观。在当时，胡华这番话说出来，不仅需要一个共产党员的极大勇气，更需要一个党的史学家、理论家的真知远见……”

贺捷生在回忆中还讲述了途中惊险的一幕：“我曾先后两次随胡华外出调研和征集革命文物，我发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他看得仔细，问得认真，还不断做着详细的记录。他不曾想到，他认真执著的态度，有一次差点儿要了他的命。而我，无意间又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那是1973年，我们去贵州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搞调查研究。胡华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他做事总有些老红军老八路式的雷厉风行，干脆利索。

到一个地方立即投入工作，工作完毕，他上车就走，从不拖拉延误时间。而且他一上面包车，又总是坐在靠车门的位置，为的是汽车一停，他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

“这一天，我们行进在梵净山苗岭公路上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这里山势极陡峭险峻，奇峰怪石林立。公路夹在万丈峭壁之间，而公路两侧便是不见底的万丈深渊。胡华照例坐在紧靠车门的位子上。我坐在他的身后。我们谁也没想到，当汽车一个急转弯时，车门突然被甩开了，胡华身子猛的一个趔趄。我坐在他后面，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快的反应和那么大的力气，我赶忙伸手从后边紧紧拉住了胡华，才使他没有甩出去。当时的惊险无法尽述。危险过去，人们才看到我与胡华都是满头大汗，脸色煞白。今天平心谈来，还不免后怕。当时我坚持跟胡华调换了座位。同事们开起了玩笑让胡华和我宽心。他们说，贺捷生，想不到你还有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的本领，你真是胡华的救命大恩人。我只好笑答：

我这也是在保护咱们的‘国宝’。许多年后，胡华提起那件往事，还心有余悸地说：‘捷生，真是亏了当时你的敏捷和临危不惧。不然……’”胡华回到北京后，得知巩绍英1973年11月28日到天津南开大学讲课时不幸去世，唏嘘不已。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驻京部队和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月1日，馆方得悉纪登奎与江青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批孔展览。2月2日，胡华出席杨馆长召开的动员会。晚上，黄高谦来通知胡华，馆党委决定批林批孔核心组有董谦、王渔、佟英明、谢炳志、陈乔和胡华等六人。2月7日，胡华到馆参加“批林批孔展览”陈列体系的讨论，国家文物局刘仰峤、王冶秋、吕朗、吴仲超等到场。

2月19日上午，胡华参加党史部批林批孔会议，有人联系馆内所谓“斗争实际”，提出革命博物馆领导有“专家路线”问题，点名批判巩绍英。此前，巩绍英认为，对孔子的批判，历史评价与“运动”应有所不同，要一分为二，对孔子进行批判的同时要作必要的历史肯定。其实胡华也在布展具体讨论中，谈过类似的看法。胡华感觉在巩绍英去世之后，还要说他是“资产阶级专家”，批评博物馆用错了人，甚至也影射到了胡华。胡华听了，联想巩在该馆帮助工作始终兢兢业业，却落个“鞭尸”的下场，颇感心寒。2月20日上午，胡华继续与董谦副馆长谈陈列指导思想。下午，革命博物馆召开全体大会，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有人再次将巩绍英去年10月所谓“批孔不彻底”问题，提高到馆领导走专家路线问题。

2月25日开始，胡华奉命撰写批林批孔展览之前言与结束语，修改第一、二部分大纲。其间，曾与徐老、杨振亚馆长同去清华大学看该校修改后的“批林批孔展览”。

197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原各系各单位教师、干部陆续被整建制地调到北京其他高校或单位。历史系和中共党史专业划分到北京师范大学。胡华的人事关系随余江干校的撤销，已划属北京师范大学。1974年春季开学后，北师大校方酝酿恢复中共党史系，倾向要由胡华到学校来，继续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