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起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时常与胡华一起开会（他从1981年起就是评议组成员）。他在开会期间曾借住会之便偕我就近同往拜访过住在万寿路一带的莫文骅将军和叶蠖生同志。莫文骅是广西南宁人，早年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委、广西军区副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等。叶蠖生同志是老一辈中共党史专家，早在延安时期就写过《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建国初期又出版《现代中国革命史话》（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此书曾由他岳父叶圣陶审改过），50年代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组组长，是副部级干部，长期负责对外国共产党干部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胡华与我去拜访他们时，总要问到他悬在脑子中的一些问题，我看他还勤于笔记。胡华还介绍我认识王光美同志，便于我从她处了解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对刘少奇的影响以及他对这一经典名著的评价。

“在我的记事小本中还有一条记载：‘1977年9月25日上午与胡华一起拜访黎锦熙。’黎是著名语言学家，与毛泽东主席是同乡（湖南湘潭人），比毛泽东大3岁，曾经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又与毛泽东在北京一起工作，交往颇多。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毕业后到北京住了半年多，黎这一年也北上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后来较长期在北京多所大学教书。我从报上报道看到黎老还健在并安居北京之后，就多方打听他的住处，并约胡华教授一起去拜访。那时黎老已经87岁高龄，住在朝阳门内南小街46号的平房里，有病卧床，主要由他女儿黎渝和女婿张天佑（当时在第二光学仪器厂工作）照顾。他跟我们谈到的一些情况，胡华当场叮嘱我简记如下：毛泽东是在1918年8月19日下午与罗学瓒一起第一次到北京，先住三眼井，后来迁到北长街99号，住在后殿正屋，他曾去看望过。毛泽东于1919年春回到湖南后曾积极开展反对督军张敬尧的斗争，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初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析国内外大事。该刊前4期都曾经寄给他，其中载有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宏文。第5期校样也寄给黎老，可惜这一期印出后放在文化书社尚未发行，就被张敬尧部下抄走。黎老长期保存的这份第5期清样，在全国解放后曾经上交中央宣传部，不幸被丢失！我们拜访黎老之后不到一年，他就仙逝了！

“胡华如果能够多活十几年，把他悉心搜集到的诸多史料都加以应用，一定会写成多篇文章、多本论著，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实在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

“他求索史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求真求信，力求做到所写的历史真实、可信。即便有些史料一时不能公布，也能使自己心中有数，不会说过头话。尤其是由于党史的教学与研究长期受个人崇拜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有好多史实被搞乱了，或者被夸大了，这就更需要从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7年8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曾从胡华那里求解了许多红军长征史疑难问题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中国人民新的长征，再次从美国来华，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为帮助他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胡华按照杨尚昆、黄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再度认真准备材料，并向索氏详尽讲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8月27日、28日、29日、31日及9月1日、2日，胡华在北京饭店与索尔兹伯里进行了数日的整天长谈。胡华介绍了十个问题，分别是：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二、改革——新长征的理论根据；三、改革的背景；四、中国现代化的提出；五、八年来改革的进程；六、关于农村改革；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八、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九、改革理论上的突破；十、中国改革与苏联的异同。

胡华与索尔兹伯里的交谈，是由中国外交工作人员王铁利翻译，崔烈在场作具体安排。胡华因连续谈话，过度劳累，引起肝部疼痛……

离人壮别

与索尔兹伯里繁重的谈话结束后，胡华又参加接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原主任孔飞力教授等一行访华。9月6日陪同客人到怀柔慕田峪长城参观；9月9日与戴逸、李文海、王思治、韦庆远、罗明、刘幼勤、陈山木等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孔飞力一行。其间，审出周天度撰写的《蔡元培传》；为金羽写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国家项目推荐书；致费正清、马若德、弗里德曼教授函，并为以上三位分别寄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及《中共党史人物传目录》；复泰伟斯教授函；审看出本校本学年度学位授予材料。9月11日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议会，讨论、通过授予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9月12日，出席吴玉章基金评奖历史组会议，参评57种图书。9月13日下午，看望革命前辈蹇先任。

9月13日，胡华看望蹇先任后回到东城张自忠路家中，自感腹部疼痛加重，自疑为胆结石。14日上午到张自忠路总参某医院看了门诊，便回家中休息，打算缓解了再到西郊学校去。晚，因腹部续痛，便由二儿媳请中医专家刘弼臣来家诊脉处方。15日取了七服中药，便仍回到校园红二楼223室，边工作，边自煎服药。

9月16日，胡华在人民大学资料楼主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和政教司“关于政治思想教育招硕士生定点会议”，参会者有研究生司郑守承副司长、政教司张仁贤处长、学位办胡扶功，成员有罗国杰、许征帆、林泰等教授。与会专家评价出11所高等学校可以招生。此后至19日胡华一直在校园红二楼“223”审看人物传稿。每天自己煎药、打水、到食堂就餐，按部就班地工作并接待来访。

9月20日是星期天，胡华回城里家中。因服中药一周，腹痛仍无好转，次日上午，到第六医院抽血并作腹部检查，肝功能显示“正常”。晚上，继续请刘大夫诊脉处方。22日，仍带七服中药到学校，在“223”边工作，边自煎服用。这一期间胡华撰写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谈谈研究生怎样写毕业论文》、《从奉化中学求学到走向革命》等文。一周过去，仍不见好。9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胡华在家里感觉腹部疼痛延至腰疼、肝区不适加重。晚上到张自忠路总参某部医院门诊部打了一针止疼针。9月29日上午，疼痛未减轻，只好入北京第六医院检查治疗，接诊医生徐某以胆石症诊断施治，称肝无问题，施用麦迪霉素。

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陈光等携人大校庆纪念册到医院看望胡华，并告知中国人民大学50年校庆提前于10月23日举行，希望胡华能出席，一是接受对《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颁发的首届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的颁奖；二是陪同会见出席校庆的老同志。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50年的艰辛与辉煌，胡华是亲历者，也是创业者。胡华很珍惜这次参加校庆盛典的机会，他答应届时抱病出席。

10月1日至3日胡华在医院审看人物传稿。自感吃荤素膳食腹部均不适，但吃肉食并不加重疼痛，而吃小米粥、油菜等也不减轻疼痛。翻阅有关医书后，胡华怀疑非胆石症，而是肝区问题。10月4日，徐医生仍按胆石症施治，续用一周庆大霉素，并辅用中药。此后，徐医生看庆大霉素无明显效果，提出续用麦迪霉素。并继续辅以中药。胡华认为麦迪霉素已用过，无明显疗效。10月20日胡华因拟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本月23日举行的50周年校庆，向徐医生提出出院。并称肝区持续疼痛，自感不像胆石症，总用热水袋捂着，住院意义不大。徐医生答复：

“你先请假出院，开会回来，再作一次b超检查。”

10月8日胡华致函郭洛夫说：“……我因胆结石作痛（不剧烈），交小巨、小侯寄去的稿子，是利用住院时间看的。离开工作单位住医院，时间充裕些，还有10篇小稿（人物传）近日看出寄你。”

郭洛夫事后著文：“看他讲得多么轻松！实际上，胆结石病是误诊，他得的是肝癌，已经到了中晚期！就在病魔一天天凶残地折磨他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在病榻上审完了留在他手头的全部传稿。”10月12日至19日，胡华在病房读了有关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的准备文件、资料等。校看了《周恩来年谱》30多万字。并审阅批改了谢春涛、牛军、王东等3位博士生的论文和论文提纲。

10月21日下午，胡华向主管大夫请假离开第六医院直往中国人民大学。在红二楼遇到宋涛，宋问：“你好啦？”答：“我是请假出来的，没有检查清楚，常有一些肝区痛。”宋说：“你还是锻炼得不够，工作不要干得时间太长了……”当晚，胡华住在“223”，又开始审看人物传稿。10月22日，胡华在红二楼223室工作了一个整天。

10月23日上午，华北大学政治11班（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班，胡华任该班班主任）学员、从各地赶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校庆的几十位校友，邀请胡华在人民大学资料楼7层会议室联欢。胡华应邀到会讲了话。参加联欢会的有当年11班副班主任朱云、助理员苏星、李军；学员有童第、童超兄弟（均为著名话剧演员）；张国才、方程、鲁阳等。

中午，与会校友在海淀区委党校聚餐。胡华因身体不适，又被通知下午提前乘车到北京展览馆大会会场，会前会见贵宾并入主席台，便中途退席。

午间，回校后胡华即与宋涛、霍遇吾、孙力余、徐伟立等同乘小面包车到北京展览馆剧场休息室，会见历届陕公以来老领导。校庆大会开始时，胡华在主席台入座并与李培之、宋涛、吕叔湘等畅谈。会上胡华接受因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至32卷）获得的“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

当晚，胡华仍住红二楼223室，这是胡华人生最后一夜在此12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寝。

10月24日早晨，胡华离开人大校园，从此即再未返回与自己相伴终生的中国人民大学。胡华返回第六医院这天是星期六，未见到徐医生。他便接着在病房续看人物传稿。同室病友罗髫渔教授看到胡华无休止地工作，便劝告说：“歇一歇吧！”胡华笑了笑，仍然埋头坚持要把传稿看完。

10月26日晨，胡华在病房致函郭洛夫：

洛夫同志：

来信收到。现把吴玉章奖金首次获奖“情况汇报”附上。我们的书是从各地评选推荐上来的57种历史学著述中筛选出来的，由专家评委投票评选出来的。我们的这套书连续两年获奖，都是全国性评选出来的成果。你作为责任编辑，对于你评职称，也是有力的根据。想你已经考过了，我估计你评副编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书，自印到32卷后，已编好的33—37五卷书，迟迟未能印出，望您请其昌、象实同志督促。评奖情况也请您向他们两位领导汇报。哈尔滨审稿会的三卷书稿，我已全部寄你。转眼12月又要开广州会议了。你考过后编发这七、八十万字担子也是很重的，望您与王敏同志多辛苦。吴玉章一等奖是三千元，在10月23日大会上由李鹏、习仲勋、邓力群、彭冲、何东昌发给，我出席领了奖状和三千元奖金，这笔奖金虽然钱数不多，但很有意义，如何分配，我想在广州会议时提请部分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专此，敬礼！

又，我请陈云同志题写的书名原件，请你在广州会议时带来，我将裱起来，留作纪念。

上午，b超大夫对胡华的肝区做了认真观察，印象为：不均匀。

一周后，胡华再次做b超检查，大夫印象为肝区有问题，不均匀。分管医生徐某提出尽快作c检查。因第六医院当时无c仪器，需联系同仁医院。11月7日，胡华安排次子胡刚到同仁医院排队，排定9日可到同仁医院进行检查。胡华随即电话报告人民大学党史系办公室常文景老师，需联系学校校医院提供c检查的支票。

11月9日，党史系常文景到第六医院告诉胡华，人民大学校医院有关人士说凭第六医院医嘱无效，不能支付胡华去同仁医院的c检查支票（三四百元）。并称，胡华如果需要做c，可由第六医院出院，回校通过校医院的检查，经校医院院长批准，方可去做。

按理说，胡华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属北京市卫生局医管干部，不占中国人民大学的医疗经费。况且本人已身在人民大学的合同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住院，查病至此，尚未确诊，怎么可能拖着带病之身办理出院，再回到人民大学的校医院去就诊检查呢？胡华内心的气愤难以名状，只好无奈地表示：“人就在第六医院住院治疗，怎么能不给支票呢？校医院救死扶伤，总得有个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吧！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难呢？”胡华当晚给党史系主任何沁和负责后勤的副校长（由其夫人接听，并表示立即转告）打电话再次提出解决支票问题。因此，本日未能如期按约定到同仁医院进行c检查（据胡华生前录音）。

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年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也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胡华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元老级人物、兼有“老革命”、“名教授”的双重身份，为确诊病情，经反复交涉却不能从校医院拿到去照c的支票，实在令人费解。胡华在第六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病情反而加重的情况下，经朋友劝告，也萌生过转院的念头，比如去解放军301医院。可他又想到事后由人大报销医疗费用也比较麻烦，也就作罢了。胡华一生都遵循着不要给组织、给学校添麻烦，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宗旨。这次生病，胡华去普通的北京第六医院住院，也是为学校着想，因为该院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医院的合同医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胡华能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从一开始就住进大医院，哪怕是早一点转院，早日得到确诊，而不是一拖再拖，连做一项c检查都困难重重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他的生命也许不会这么快就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