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一些表述上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内容中，50年代的革命史著作大都热情赞颂李大钊在宣传和维护马克思主义上的贡献和功劳，而对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功绩则表示缄默。《中国革命史讲义》则客观写道：“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以后，也在‘新青年’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达等，对研究系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驳斥和斗争”。书中对陈独秀在宣传和维护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作用的初步肯定，在当时来说，是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的。另外，《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介绍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时，不仅提到《新青年》和《湘江评论》，还列举了上海的《星期评论》、杭州的《浙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等。在介绍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时，不仅提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还写道：“在北京有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天津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组织的‘觉悟社’，在湖北有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在上海有‘星期评论社’，在杭州有‘浙江评论社’，在广东有阮啸仙组织的‘新学生社’。”这些表述力图客观全面地展现真实的历史图景，尽力避免携带主观的情感色彩，较好地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五，力图展现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但在许多革命史的著作中，往往只是论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的英勇牺牲精神，而对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则语焉不详，未能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这一历史创造者的伟大角色。《中国革命史讲义》则努力表现和展示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功勋。如第四章第一节在论述北伐革命军向长江流域胜利发展过程后，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由于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北伐军的英勇，特别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工农群众的作用。此外，书中还用两千余字的篇幅具体地叙述了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所作的巨大支援和牺牲。第十章第三节中有一目“对敌斗争中的民兵斗争”，具体论述民兵在反扫荡、反吞食、反清乡和生产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总结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民兵和人民自卫队自始至终同正规军队和游击队协同作战，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以至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大的作用。”第十三章第一节中有一目“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从分析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出发，主要论述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即“解放军的成员来自人民群众”，“解放战争中除了正规部队的作战外，还有着广大人民群众所组成的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解放区人民群众给了解放战争以必要的物资供应”。这些论述深刻地阐释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箴言。作为讲义，从1948年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算起，到《中国革命史讲义》付梓，胡华十年磨一剑，筚路蓝缕，排除万难，心志专一，呕心沥血，在同仁们的协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一学科建设大业。该讲义不仅是全国高校文科学生的必修教材，而且成为培训各级在职干部的必读课本。1959年初版后1962年1月修订再版，至“文革”前夕，累计印刷158万册。1979年再一次修订，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印行，迅即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高校文科必修教材。直到1987年胡华辞世时，当年重版印刷至第10次。

对外交流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聘请的苏联专家陆续到京，最多时近40位。

成仿吾副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中讲：“苏联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也是适用于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的，特别是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与科学研究工作等是基本适用的。”这样，从贯彻中国党和国家“一边倒”的对苏关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教学科研方面，胡华自然在一些场合与苏方专家以礼相待互相交流经验和成果。较早接触交流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叶菲莫夫，胡华读了其《中国近代史》的译稿。而叶氏则向胡华索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为此，胡华于1953年1月30日写出请示人大党委宣传部函，获准寄赠此书。于是，胡华请徐滨（校部负责与苏方联络的负责人）书写俄文信件和地址，寄出了给叶菲莫夫及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两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同时并送驻中国人民大学顾问古德廖佐夫一本。事后，徐滨告诉胡华，古氏收到后很高兴。

苏联国家权威杂志《历史问题》在1953年第7期发表了佛·伯·依留谢契金的史评《评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1954年10月18日，胡华受命负责接待苏联专家巴甫洛夫教授商谈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讲“读书方法”与“研究方法”事宜。10月21日下午，胡华主持了由巴甫洛夫为革命史教研室三百余研究生讲“读书方法”的报告会；11月25日，胡华主持了巴甫洛夫与革命史教研室座谈，巴氏主谈“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问题”。

1955年10月26日5时至6时半，校部安排胡华与苏联专家杜宾斯基谈话。

杜氏花白头发，五十余岁，热忱、谦虚。他对胡华说：“很早就知道你的名字，看见你很高兴，可惜苏联人不懂中文，很难看到你们的作品。”“中国革命经验有世界意义，希望今后合作。”“苏联留学生写博士论文，以中国革命经验为题材是很好的。”杜氏告诉胡华与本国历史学家叶菲莫夫、柯斯塔菲耶夫、尼基辅洛夫等都很熟悉。热情邀请胡华星期六晚到其驻地和尼基辅洛夫一起交流。

1955年11月7日，为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苏联大使尤金举行盛大招待会。

下午6时，胡华与孙敬之、李慕贞同车至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国家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邓子恢、陈毅、李富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李维汉、陈叔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章汉夫、姬鹏飞，全国政协副主席章伯钧、包尔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刘宁一、廖承志、马寅初、邵力子、李烛尘等出席。尤金和周总理先后讲话。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和“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出精彩节目。8时宴会开始，胡华、何戊双6位中国学者与4位苏联顾问和夫人同席。

席间，苏联驻华使馆罗满宁前来向胡华敬酒。

1956年苏联科学院潘克拉托娃院士邀请胡华为其主持的《历史问题》杂志撰稿。10月11日胡华致函：

敬爱的潘克拉托娃同志：

您给我的信，已经由杜宾斯基同志带给了我。收到您的信，是我的光荣。

我很愿意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的权威刊物——《历史问题》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只是目前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待我恢复健康后，当努力完成您交付给我的任务。在历史科学的战线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您的辛勤工作和科学成就，将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敬祝

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胡华

1956年10月11日

1957年元旦上午10时，胡华应邀到友谊宾馆接受苏联历史学家杜宾斯基处的宴请。外交学院朱贵生、成仁同志同往。席间伊曼谢索夫专家夫妇在座。

1957年4月29日晚，胡华出席苏联大使馆的电影晚会，片名《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心曲》。4月30日根据苏方要求，胡华经请示中宣部并由中央革命博物馆印出34张中国革命史照片，附函寄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曼副所长。5月2日上午，胡华应邀到苏联大使馆会见罗满宁同志。胡华送罗与谢尔吉也夫各一册《中国历史概要》。

1960年8月30日胡华致函人民大学党委办公室：

刘哲主任并崔书记、刘书记、云光部长：

您们好！今年暑期，我因患肝病来到庐山养病。我能到这个祖国名山养病，完全是依靠了党的力量和党的胜利，也是由于我校党委的关怀和帮助。

我谨在此向党委和您们致敬！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有一位别列兹内教授，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专家。他去年在我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留苏教员杨光远同志回国时，给我带了封信，要我对他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提意见。去年国庆节后，他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来中国。经对外文委邀请，我到北京饭店接待了他一下，他在谈话中，对我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成就很热情的赞扬。今年3月底，他寄来两篇论文，要我提意见。我当时正因肝病发作，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即请杨光远同志向党委宣传部请示，请我校编译室译成中文。我住医院二月余后，该稿译出，因我来庐山疗养，即带来此间。近日身体状况略好转，考虑了一下，写了一封复信。我看他的论文，是按照毛主席著作的观点写的，因此是正确的。我的复信是否妥当，请审阅，如认为可以，望代为发出。

顺问我校诸位领导同志好！

敬礼！

胡华

8月30日

胡华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别列兹内教授的函于1960年9月5日发出，函中写道：

亲爱的别列兹内同志：

您好！您今年3月20日寄给我的信件和您的两篇学术论文，我都收到了。谢谢您！您的科学论文，使我得到向您学习的机会，我非常高兴。

您要我对您的论文提出意见，我是很不敢当。您的虚心精神，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这两篇论文经我校编译室同志帮助我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因我身体不好，来到江西庐山休养，以致耽误了给您复信，非常抱歉，请您原谅。

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作的这两篇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论文，我认为都写得很好。论文中的观点，我认为都很正确，我都是同意的。

像您所知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世界上未解放的各国人民，尤其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更有着直接的重大意义。您的这两篇介绍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验和中国工人运动经验的论文，显然是有重要价值的。我衷心地祝愿您在这一重要工作中，继续获得进展，为中苏两国人民的进一步友好合作和互相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这篇论文内，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要发展阶段的研究，我是同意的。这一点，我们去年冬天在北京见面时，已经交换过了意见。像您在论文中所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形式而存在，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武装斗争和军队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

您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开始存在的最初时期起，就在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尽管有其若干特点，但是完全证明了列宁预见的正确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上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您在论文中又强调地指出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更加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大规模开展技术和文化革命，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目前正在着手解决更加宏伟的新任务，即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为今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前提。”

您的这篇论文，以高度的概括力，从马列主义理论的观点介绍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经验和道路。这些经验和道路，显然是有着国际意义的。

您的《1926年夏天上海罢工运动的高涨》一文，同样是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论文。论文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指出了在工人运动暂时低落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的重要性，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与革命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使经济斗争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从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新的高潮。您的这篇论文，是对中国一段时间的工人运动经验的概括，对目前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显然是有帮助的。

以上这点意见，供您参考和指正并望以后能不断地得到您的教益。顺问您的夫人和小孩好！顺问叶菲莫夫同志好！

此致

敬礼

胡华

196095于江西庐山

胡华在学术上与国外的交流，还有尚未与我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国。

1955年7月20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设宴欢迎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本、智利、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和平代表。胡华应命出席作陪。晚7时半，胡华到新侨饭店，8时开宴，胡华与蔡廷锴、伍云甫、陈康白为同桌主人，客人是浅井、早川、吉冈金市、岩村三千夫。席间，胡华与吉冈金市（农学、经济学博士）谈中国农民运动问题；与岩村三千夫谈中国现代史研究问题。

7月21日晚7时半，胡华应邀到北京饭店会见岩村三千夫先生，岩村问胡华：

一、五四运动的政治罢工的情况；二、1927至1949中国工人运动情况；三、刘少奇在1927至1937领导工人运动和白区斗争情况；四、抗日战争中的农民运动材料；五、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在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后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岩村自我介绍为1928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当年48岁，是日本中国研究所理事，在各大学作演讲，著有《毛泽东》、《中国现代史》等书，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岩向胡华介绍了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状况。岩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使苏、中、日三国研究现代史专家合作。岩村回国后，在当年9月竹内实先生访华时委托带赠胡华《毛泽东思想诸问题》一书并致胡华的信函。胡华于1956年3月20日致岩村三千夫的信中写道：

岩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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