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虽然29岁就已声名鹊起，35岁成为正教授的他因史学成就的卓著而闻名中外，但他从不摆“名人”或“老资格”的架子，他的谦逊、朴实、厚道，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上级也好、同仁也好、学生也好，熟悉的、不熟悉的，哪怕只见过一次面，都会从不同角度感受到胡华“真诚友善”、“乐于助人”、“平易近人”、“宽以待人”的人格魅力。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胡华秉承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帮助他人时，不管对方是否帮助过自己，也不管对方地位高低，年龄大小；胡华则是尽力相助，不求索取。

1984年3月1日胡华收到杨尚昆亲笔函：

胡华同志：

四川党史工作委员会，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吴玉章老同志的文章，我实在太忙，无法满足他们的希望。

现在他们又将我的两次谈话，整理了一篇东西，利用我的名字发表。我看后，觉得太一般化，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请你看看，有用没有用？

如你能写一篇文章纪念吴老，我觉得比较好，不知能否赶上他们出版日期。

你的想法，望告。

杨尚昆

二月廿九日

不久，胡华根据杨尚昆的两次谈话及相关资料拟出了一个纪念吴老的初稿。

杨尚昆阅过，十分满意。1984年4月4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杨尚昆署名的《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缅怀吴玉章同志》的文章。文章简练生动地叙述了吴老一生的光辉业绩及与杨公烈士并肩发动、领导四川革命活动的史实，重点强调了吴老“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革命”的革命风范和高尚品德，称吴老永远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师表。文中以尚昆同志的语气讲道：

“1922年，吴老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这时，他先后受到王维舟、恽代英的影响，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杨公等二十多人，秘密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即yc团），并创办了《赤心评论》，宣传革命思想。那时，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当时高师是四川的高等学府，高师的校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吴老也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了。但吴老却平易近人，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把高师变成为一个革命中心。吴老经常到我家中找杨公商量工作。那时，他和杨公、王右木领导着成都地区的革命活动。”文章真实表达出杨尚昆的内心：“我很尊敬他，称他‘吴老伯’。他常常很和蔼亲切地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介绍一些革命书刊给我读，并让我为他们传书送信，当一个革命交通员。他是我的老师和革命的启蒙者。”

此后，胡华接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同志处来函：

胡华同志：

以尚昆同志署名的纪念吴老的文章已经刊出，人民日报寄来了稿酬。尚昆同志说，这篇文章是您的手笔，理应按劳取酬。现将汇款单寄上，并致谢意。

此致

敬礼！

尚昆同志处

陈显谋八四年五月廿九日

胡华立刻致信尚昆同志处，建议将此稿费以杨尚昆名义捐赠中国人民大学正在设立的“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胡华是该机构的副主任）。1984年6月8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同志处致胡华：

胡华同志：

您好！信收到，已报尚昆同志。他说您太客气了，本来是您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应用您的名义捐赠，既然您执意如此，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稿费已取出，现寄上，请转交吴玉章奖学金基金委员会。

尚昆同志瞩向您表示感谢并向您问好！

顺致

敬礼！

尚昆同志处

陈显谋六月八日

1984年暑期，胡华重访1945年至1946年曾经战斗并从事工运工作的故地张家口。除应邀为当地党政干部、高校教师作了两场千余人的学术报告，在调研中他还了解到张家口因为从历史上是军事要塞，当时依然还是一个不能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发展的步伐落后于沿海和周边开放地区。张家口人民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他不无忧虑地说，“应该多方面争取，设法早一点解决开放问题……”

1984年8月底，他致信杨尚昆，将张家口的历史、现状、改革开放后的成绩和困难均做了汇报，同时建议中央给予开放的放宽政策。9月7日，杨尚昆同志对胡华的信作了批示；9月21日，谷牧也作了批示。9月24日，胡华即给中共张家口市委致信，转达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操作建议。胡华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于张家口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给予格外的关心和支持。其情结主要源于从战争年代就结下的“乡情”。

1996年初秋，笔者与张延忠（张鼎丞女儿）、李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等访问杨尚昆，谈到胡华的为人做事，杨尚昆说：“胡华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学问作得好，治史实事求是。一生干教育，为人师表，有朴厚情怀……”1997年秋，杨尚昆为纪念胡华逝世十周年题词：“坚持真理严谨治学”。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由于十分重视党史研究工作，多年来与胡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73年5月，胡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徐彬如副馆长一行到达广州，考察广东革命史陈列。时为省委书记的王首道与陈郁、孔石泉等省委领导和贵州省委书记李立等来看望北京一行，交谈中王首道嘱咐胡华，“要多找老革命座谈”，这在“文化大革命”当时是一语中的告诫：宣传党史，要实事求是，重视史实的考证。由于胡华们的到来，王首道十分热情地提出派一些广东同志与北京同志一起考察研究学习。接着5月2日晚，王首道与林李明、黄镇等领导同志再一次会见了徐彬如、胡华等一行。

1980年4月，党中央同意胡华的建议，成立《张闻天文集》、《张闻天传记》

编辑小组，开始了《张闻天文集》的编辑和《张闻天传》的撰写。张闻天研究专家张培森回忆：“记得1980年4月的一天，在人民大学党史系办公室里，胡老师把我们几位教员召去，对我们说，中央正在筹组给张闻天写传，你们谁愿意参加？

我立刻表示愿意参加。不久，胡华老师就决定派我和清庆瑞两位教师一起参加这项工作。这里顺便要说的一点是，事后我才知道，中央起初批准的还只是编辑出版张闻天文集，还没有考虑到写传，是胡华老师向中央成立的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提出要为张闻天写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同意，才开始有上述行动的。因此应该说，最早提出要为张闻天立传的正是胡华老师。”自此，胡华亲自带领张培森、清庆瑞等与中央编辑领导小组同志一起，拜访张闻天夫人刘英，讨论张闻天传记的编写工作方案。张培森回忆说：“1980年5月胡老师带领我们二人到刘英同志家，参加讨论传记工作，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曾彦修同志也出席了会议，并谈了他们各自所了解的张闻天的光辉事迹。接着6月，胡老师又亲自和刘英同志一起带领我们访问张闻天的生前战友王首道同志。传记的收集资料工作遂立即开展起来……每次当我向他汇报我的工作情况，以及个人的心得体会时，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听取，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点。

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在编辑该选集过程中发现了张闻天的一些珍贵文稿和史料，胡华老师听到后很高兴……胡老师不但给我以不断的鼓励，而且对于我向老师提出的每项请求，只要有可能，他都尽量给予实际的帮助。最使我难忘的是，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请他为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再版写篇评介文章这件事。那时他已有病正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我去看望他时，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他欣然应允。我对他说，你病刚好，等出院身体康复之后动笔也不迟，可没有想到不出一个月，他就把文章送给了我，文章的末尾写道‘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于解放军总医院南楼’。唉，他是在病榻上写成的！我反复了他这篇以病弱之躯撰就的文章，字数虽然不长，两千多字，但却可以看出它是胡华老师为之付诸心血的一篇文章。”张培森说到的这篇文章题为《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华从他在陕北公学读到张闻天编著的这本书的感受说起，站在中共党史、革命史教育的发展史的高度评价了张闻天这本书的历史地位，称张闻天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而文章在评介张闻天书的内容时则写了如下一段发人深思的话：“这本书的最精彩之处，应该说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例如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讲到，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洪秀全，当年是何等的英明果决，在领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在他的晚年，却是‘近小人、远贤臣’，个人专断，昏迷猜忌，发动一场内乱，残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的惨局。书中对这一历史殷鉴的痛切的笔触，至今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叹息。历史虽然不会照样重演，但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会演出相近似的悲剧，结局虽不是一模一样，历史上血的教训不论对古人、对今人，读起来都令人有切肤之痛。”张培森回忆说：“胡华老师撰写上述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周年，他以十年前那场动乱的切身感受来读他的老师三十多年前出版的著作，终于发出了以上这段评论与感慨。胡华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是学生们都知道的，然而他在这里并没有以个人的抱怨来看待这段历史，而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责任心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历史的教训，来教育后人以古鉴今，避免历史错误的重演。它给予作为他的学生的我的一个深刻的启示是，研究历史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重要历史人物，发掘史料弄清真实历史固然重要，然而弄清史实之后，就要从历史发展的客观上把握其本质，总结它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以真正有益的东西。”1987年末，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再版时，编者将胡华这篇张闻天史著的评介附在了书后。遗憾的是，该书印出面世时胡华却已逝世。1988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华这篇评介文章，署名处示为“遗作”。

1980年7月胡华等代表我国高校党史教师与有关方面一起筹备成立了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王首道出席大会并欣然同意担任该会顾问。1982年9月21日，王首道与夫人易纪均应胡华的邀请，参加该会在成都召开的根据地史会议。会间，王首道夫妇与李立、谭启龙多次与胡华进行历史回顾。1983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为纪念毛泽东同志90周年诞辰，共同在南宁召开“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王老再次应邀出席会议。会议期间王老与胡华在住所谈到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11月12日下午，“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闭幕式，出席的有王首道、乔晓光、胡绳、韦纯束、廖盖隆等，胡华作大会总结报告。

会议期间，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胡绳当选为会长，廖盖隆、胡华为常务副会长，王老仍欣然担任顾问。11月20日，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在长沙举行，胡华致开幕词，王首道、何长工讲话，毛致用致贺词，王老、何老等与大会人员一起合影。11月23日，王老与胡华谈话，强调“党史应成为史学的一部分。《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有计划的发行。每个学校图书馆有几部才好。不能光靠市场卖，要多想办法……”

12月8日，王老和胡华一起出席在长沙召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何长工、张启龙、胡绳等到会。王老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报告，胡华感受颇深，认真做了记录。胡华回到北京，12月17日，出席党史系毛泽东思想讨论会，在传达了赴南宁、长沙参加11月至12月的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和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三个会议的精神后。重点介绍了王老首道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讲话精神。

1984年6月6日，胡华到王老驻地看望王老并听取对《中共党史人物传》编辑、出版工作的意见。11月10日，胡华与王老夫妇一起乘火车赴镇江，出席全国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会学术会。1985年5月28日，胡华率82级本科生徐福庆、邱凌、王明鉴等到王首道处，谈南下支队的斗争史实。

1982年9月适逢成仿吾校长85诞辰，《时代的报告》杂志发表了《战火中的大学》节选“从旬邑到前方”。介绍了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大的峥嵘史实，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当年的老校友和当代的青年人，争相。由于是胡华等人起草，成老托人将稿费捎给了胡华。胡华致信成仿吾：

成老：

在欢庆党的十二大胜利成功的日子里，欣逢您的八五寿诞。您的光荣的革命历史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党的光荣，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

成老的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第二章“从旬邑到前方”，在《时代的报告》杂志6月号上发表，承成老把稿酬转给我，我敬表心领和感谢。但这是成老多次费心血回忆谈话的记录。故我把它买成了一盒老年人的滋养药，请成老服用，聊表作为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受成老培养和教育的学生，对成老的健康和长寿的祝愿的心意。

《战火中的大学》正装订中，不久即可发行。

专此

敬祝

您健康、长寿、愉快！

胡华

1982年9月7日

成仿吾校史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是人民大学复校后胡华率彭明、刘炼教授协助成老撰写的。连同成老的《长征回忆录》、《记叛徒张国焘》两书，胡华在十多年里，均曾为成老晚年这三部著作，长期认真进行采访、搜集、整理史料并帮助撰写、校订。胡华一向主张抢救活材料。

为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留存历史的见证，胡华更是义不容辞。一起参加《记叛徒张国焘》书稿工作的有党史系的清庆瑞和李安葆。据李安葆教授回忆：“1982年春，胡华同志约我和清庆瑞同志为成仿吾同志整理革命回忆录《记叛徒张国焘》。我们和他朝夕相处，从事搜集资料和写作。看到他对成老那种尊敬的态度和治学的勤勉精神，深受教益。每次，成老向我们讲述革命往事时，他便恭敬地坐在成老身旁，打开录音机，翻开笔记本，把成老的革命回忆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一向手懒，不爱记东西，看到他那种虔敬勤奋的态度，自愧懒懈，也不由得拿起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