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个问题近年来党史界的同志有一些不同提法的讨论。这次会议大家的讨论也很热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提法，除原有的三种观点（即抗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党领导）外，又提出了两种看法：一是统一战线领导；二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上和不同问题上各自发挥了领导的作用，抗战初期主要是国民党领导，敌后战场开辟后，主要是共产党领导；有的认为军事上是国民党领导，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还有的同志认为不能笼统地说由谁领导，可以多说几句话，如：抗战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两个党领导，共产党起了决定作用，等等。总之具体的看法还不一致，还可以继续研究。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或者在抗日战争中，都起了政治上领导和组织上推动的作用。这个正确论点是符合实际的。在讨论中，很多同志也认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要把领导权的概念，即它在历史上的含义搞清楚，不能用今天我党处在执政党地位的‘领导权’的含义去认识历史上的问题。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含义主要是指政治领导。列宁在1911年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对其他居民的政治影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一般讲领导权，也主要指的政治上的领导，具体说就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去实行这些主张，影响和推动其他党派、团体接受这些政治主张，共产党自己则在实行这些政治主张中起先锋模范作用。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不被资产阶级吃掉，这就是领导权的含义。‘领导权’不等于我们今天讲的行使国家政权权力，因此，从宏观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的观点还是正确的。不能因为当时共产党没有在全国执政，在行政系统和序列上，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和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就认为共产党没有起领导作用。中共中央1985年7号文件指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所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就充分说明了抗日战争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我们不仅在政治上倡导和坚持抗战、倡导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从而实际上领导了抗战，而且从军事上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持久战发展规律的军事思想也影响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高级军官都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例。总之，领导权问题通过这次讨论，摆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打开了思路，以便今后进一步研究。”

1985年8月22日，香港《文汇报》发电讯称：“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胡华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蒋介石抗日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人民不当亡国奴的强烈呼声；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英、美、苏三国的要求。胡华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尽管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搞过***活动，但他最终还是维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性。在谈到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时，胡华说，这两个战场实际上是相互支援的，广大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

他们是为祖国、为民族而战，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但是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脱离了人民群众，把抗日战争单单看成了军队的事，加上国民党内部时有分歧，使得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胡华说，从战略指导方针来讲，共产党倡导全民抗战；从战略地位来讲，武汉失守后，实际上是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对日军大部分军队作战的任务。这位著名史学家指出：国共合作的史实证明，合则两益，分则两害。”

张同新教授回忆胡华在学科拓展上的贡献时说：“胡华主任在复校初期那几年，给人民大学的党史系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优良的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中共党史系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与胡华主任带领全系确定了中共党史科研、教学的新路是分不开的。”1984年秋，胡华与作家苏叔阳有一席谈话，关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关乎中国革命史学科的拓展。1997年苏叔阳撰文回忆：“胡华老师谈对反映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党史重大事件的文艺作品的意见。举出了两点不足：一是历史事件及其背景等，有欠真实；二是历史人物不生动、干干巴巴，离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个性相去甚远。作品的思想深度也不行，总是停留在事件的表层。胡华老师感慨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真是千灾百难。若不是共产党人有崇高的理想支撑着他们，若不是他们有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支队伍早就被压垮了。为什么就写不出共产党人这最了不起最可爱的地方呢？所有的革命者都写得那么干干巴巴，满嘴口号。周总理说他要是会写，就写陈铁军和周文雍。革命和纯洁的爱情高度统一，只有真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这样。’胡华老师说：‘写反映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作家应当有历史学家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方法，想当然是不行的。最好是历史学家同作家结合。’他鼓励我说：‘你是学历史的，学党史的，现在又写、戏剧，你应当好好利用你的这个学术长处，写出经得起推敲的作品。’他又说：‘领袖也是人，有人的个性。应当分析他们个性形成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给以生动的展现。光摆出个架子来不行。’”

苏叔阳回忆起胡华同他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国的抗战史时的情况：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最为壮烈的一部分，是中国整个民族空前的反侵略战争。可惜，史学界研究不够，对外宣传不够，文艺作品的反映更不够。”胡华盯着苏叔阳说：“你们的任务一点儿不比我们轻啊！”

苏叔阳对胡华谈到自己对新文化运动史有兴趣，涉猎过晏阳初、张东荪、梁漱溟等人关于土地问题、农村问题的观点，特别是晏阳初的‘平教会和山东的乡村实验’等等。”胡华眼睛里闪着光，给苏印象极为深刻。胡华对苏叔阳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总是不大准确。这些人都是国外留学颇有成就的大教授，肯于躬身力行，到农村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力图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出发点不能说都是反动的吧？可惜，研究这方面的人不多。你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材料，是很宝贵的哟！”苏叔阳叹息着说：“可惜，整理出来的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失散了，许多事也都忘记了。”“不会不会，”胡华说，“好好整理一下，还会重新熟悉的。”接着，他们又谈起当时文坛盛行的关于“理论思维”（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争论。好像有论者说文艺作品必须摆脱逻辑思维的干扰，此说很是走红。胡华问苏叔阳：“你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打架吗？”苏摇摇头。胡华说：“是嘛！没有形象思维，作品当然要干巴，可没有逻辑思维，没有理论指导，作品的思想深度绝对不会好。这两者怎么会互相干扰呢？’”笔耕不辍1976年10月8日，胡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万分高兴之余，他痛惜岁月的流逝，曾对友人李新说，“这十多年‘左’风泛滥，少写了十本书！”

当时的胡华正致力于写作周恩来传记和有关研究文章，如今，精神枷锁甩掉了，他决心，要更加争分夺秒，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胡华自1940年登上大学讲台后，就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钻研专业知识；笔耕不辍地编写教材、发表论文。毋庸讳言，虽然胡华在党史科研中坚持论从史出、注重史料，但其著作中难免不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及掌握相关史料的局限。胡华的眼光是敏锐的、治学是严谨的，他一直把党史学科作为一门“尖端科学”来研究攻关，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带领同仁和学生们勇敢地登攀。人民大学党史系1978级学生王学敏和她的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胡华说“中共党史是一门尖端科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非常振奋。多年来，黑板上胡华那遒劲的“尖端”二字，一直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后来走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岗位的王学敏说：“我们同学中的一些人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幸切实体味了胡华老师为这门科学所做的定义。”

“胡华老师不仅用‘尖端的科学’定义中共党史，更用自己的行动示范对这门科学应持的治学态度。为此，老师真可谓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文革”结束后，为了弥补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和全国高校中共党史教材的匮乏，胡华首先重新修订了《中国革命史讲义》。1979年9月《中国革命史讲义》

分上下两册，共约56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直到1985年重版《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印行139万6千册；下册印行129万3千册。胡华在该版《修订说明》写道：“本书写作于1953年和1954年。从1954年开始，分编分册陆续印出，作为校内讲义。195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1962年1月修订再版。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本书也被禁止出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国务院于1978年7月7日决定中国人民大学由成仿吾校长、郭影秋副校长领导恢复，本书才得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

“在本书编写和修订过程中，李新同志和何干之同志曾给予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刘经宇、王淇、何东、林铁军等同志参加了收集资料、编写和讨论修改工作，由我负主写的责任。这次重印，又作了些修订，清庆瑞、胡银曼等几位同志参加了修订工作。

“现在，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学术界正在出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在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成果。本书在这次重印时，虽然作了一些修订增删，但因时间关系，还未能把许多新成果都吸收进去。

这次重印的目的，是用作高等学校的党史课和现代史课的一种教材，供同志们研究参考，同时征求意见。书中错误、缺点一定很多，衷心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该书共五编14章，修订改动的内容有：（一）在叙述毛泽东革命活动及其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同时，增加了其他革命领袖和先烈的业绩，力图反映党的领导集体的活动。粗略统计，修订本有二百多位革命领袖、革命家和历史人物的姓名出现。张静如、唐曼珍在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评价“这是中共党史中开先例的写法”；“打破了中共党史撰写中让毛泽东一人独占历史舞台的传统，开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千百万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领袖集团的领导下取得的。这种开始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修史方法，也增强了史书的可读性”。二、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新信息、新成果以丰富全书。三、进一步突出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四、按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精神，修改了第5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多处表述；调整了部分节、目结构，并突出介绍了毛泽东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具有纲领性、全局性的著作。参与修订《中国革命史讲义》的清庆瑞教授这样回忆了胡华在修订时，对他们的要求和指导：“这次修订，历时两年多，修改了多次。胡华老师事前就要求我们结合修订工作，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和中共中央文件，注意吸收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出版的有价值的史料。他还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修订中要多写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创造，也要尽量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民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们的业绩。对各章节的修订，他还作了具体的指导，例如修订解放战争时期时，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史讲义》1959年出版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尚未出版，这次修订，一定要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依据，要突出四篇纲领性的文章。他还亲自动手对这一时期各章中的节和目作了修改和增删。在修订本的初稿写出后，经他和教研室的几位老教师分头进行审阅提意见，又进行了一次改写。改写稿由他进行全面审阅和修改后，经人民大学党史系分五个分册作为校内用书印出。在教学中广泛征求意见后，对五个分册又作了一次修改，然后再由他审阅修改，修订本才由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9月和1980年5月，分上、下册先后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胡华老师的修改，斟字酌句，十分认真。例如在第一分册中，写五四运动时有这样一句话：‘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等同志在北京、长沙、天津等地领导了这个伟大的反帝运动。’他修改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毛泽东在长沙，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领导了这个伟大的反帝运动。’后来在他看清样对，又把这句话中的‘领导了’改为‘指导了’。

在这次《中国革命史讲义》的修订过程中，我深感他治学的严谨。”这本分为上下册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仅是全国高校的教学用书，而且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必读课本，还是社会各界读者学习中国革命史的热门读物。据不完全统计，此书从1979年到1987年胡华逝世，印刷10次，共150余万册。

为正本清源，解决全国青年在“文革”后学习革命史的迫切需要，1981年胡华还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要求，修订再版了原第13版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者在第14版修订本增补了第6编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进了20幅历史地图和图表。在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之际面世。至1983年6月共印107000册（2009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该书再次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印行，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出版者用这样三句话推介道：“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奠基之作；一部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必读之作；一部问世于新中国诞生之际，译为多种文字，发行数百万册的传世之作。”戴逸先生在序中，亲切叙述了该书产生的历史过程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出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