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的姐姐胡雅卿回忆了这段悲惨的日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住在北京，帮女儿瑞瑶料理家务。她家在人大校园内。万万没想到，胡华会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成天挨批斗，甚至挨打！他一个人住在五处（当时人大校园内一片灰色平房的编号）。一次，他胃出血，去医院住了几天，造反派不让他住，又不让他回家，他只好自己点煤油炉弄点饭吃。我总在天快要黑时偷偷摸摸去看他。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他送去自己做的一块酒酿和12只汤团。我说，明天是正月初一了。胡华还不晓得，他吃得很开心。我有空时就去看大字报。只见大标语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胡华！’有时也能碰到胡华来看大字报。有一次，造反派斗他，直接在他白衬衣的后背上写上：‘打倒胡华’，把他打得身上到处是伤；还有一次，冬天零下12度，天还不大亮，胡华还没有起床，造反派就来揪斗他，外衣和鞋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被拖走了……后来，他又被关进一个堆满了纸箱的屋子，不容易被发现。胡安（华弟长子）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胡华常常从门缝里向外张望。有一天，望到了胡安，急忙叫他。父子总算相见。胡安带了理发工具，把他的长发剪短。后来，他礼拜六可以回城里，礼拜日下午三点返回学校。我与他约好一个地点，等他回来，一起说说话。那时我真是心痛：华弟十几岁背井离乡参加革命，九死一生。为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

常常熬夜，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等疾病，后来又得了肝病。但是，他起早落夜、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他竟然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遭了大难，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在肌肤和心灵之痛的双重煎熬中，胡华不但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且对信仰的忠诚一如既往。他不但自己的精神没有崩溃，而且鼓励子女们要乐观向上。1970年1月，他接到在黑龙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长女的来信，知她正在为参加“整团”活动，准备“斗私批修”的发言，被要求讲清自己的出身历史。

17日便复信给长女，回忆了女儿战火中诞生的经历，鼓励她不要忘本。信中说：

“在你很幼小的时候，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风雨。你生于1946年9月21日。由于国民党匪军猖狂进攻张家口，我们执行毛主席的‘不以保守一城一地为目的，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伟大战略方针，在9月20日撤离张家口市（该市于10月10日最后弃守）。行军一天之后，你于21日生于张家口市以南的怀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只休息了几天，又继续行军，到察哈尔省南部的蔚县西合营，后又行军经灵丘到河北的阜平——抗日根据地中心。所以，你在月子里是在革命战争的行军生活中度过的。你满月以后，党分配我们到冀中根据地工作。我们又启程，从唐县通过平汉铁路敌人封锁线，是在黑夜里，由地方游击队派大车护送我们过铁路封锁线的。后经安国而到冀中根据地的束鹿县。路上夜行军，你得了百日咳。因父母要工作，把你寄养在一家贫农家里了。贫农夫妇每天要下地劳动，就把你锁在房里，用四个大枕头围住，给你放点窝头。养母在劳动休息时才能回来给你喂奶，因生活失调，你曾发高烧。1947年秋，石家庄敌罗厉戎匪部要进攻冀中，你曾转移到深县。

“1948年石家庄解放，我们带你到了正定，进了华北大学的保育院。1949年春，我军解放北平，你也随我们坐卡车到了北平（京）。

“总之，你是在革命战争的暴风雨里诞生的。在你婴儿时期至一两岁时，不断处在行军和动荡之中，头上有国民党飞机轰炸，经常要夜行军，尤其你刚诞生后，行军都要靠根据地贫下中农赶了大车护送。所以你的生命同党、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是分不开的，同贫下中农的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支援是分不开的。

所以，你永远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贫下中农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支援。

“整党整团中斗私批修，着眼点在讲自己怎样在毛主席、党和贫下中农哺育下长大，不忘毛主席，党和贫下中农的恩情，注意不要使人对你有炫耀自己光荣历史的印象。至于我，从小家境贫寒，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十六岁参加革命，在前方十年，我能够为党做些工作，也完全是靠了党和毛主席的多年的培养……今后要走五七道路，同工农兵相结合……”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胡华，李新曾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受到冲击，不过还不很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胡华同志遭受到有如雷霆万钧一般的压力。但他表现很好，他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在任何压力面前也不屈服，决不乱说一句话，决不嫁祸于旁人。”“‘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既考验了每个党员的党性，也考验了每个人的人性。像胡华同志这样经得住考验的党员实在太少了！”

干校猪倌

196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革委会和整党领导小组决定在江西余江办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进入1970年，胡华正如给女儿的信中所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走上了“五七道路”……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中下游，东与鹰潭、贵溪接壤，南和金溪相通，西界东乡，北邻万年、余干。民国3年（1914）因与湖南省安仁县同名而易名余江县。以境内有余水（信江）而得名。时隶上饶专员公署。1983年后属鹰潭市。中国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办在该县锦江镇刘家站。1969年11月下旬和12月下旬，已经走了两批下放教师、干部、职工和家属，共1620人（干部1020、家属600）。

1970年1月13日，校方后勤部门召集包括胡华在内的第三批下放人员开会，作下放遣送报告。大意为：此次下放为500人，连家属1000人。分两次出发，先走三分之二。要求，1随身托运行李：被褥等1人只限1件，每件不许超过80公斤，24日办随身托运。2货运：衣服、炊事、生活用品等捆包装箱，上面用布写好“江西余江锦江镇人民大学历史系”。19—23日，由工人拉到清华园车站办托运。3将剩下的书籍、木器家具等办理存放手续，腾出现居住房屋。4转出临时户口、粮油棉关系，15日开始办理。5每人补助7尺布票买蚊帐。625日下午3时出发乘45次列车，以后如回京车费自理。

胡华迅即按照后勤部门指令，处理善后，准备行李。此一去离京究竟多久？

还能不能回来？日后还能不能从教？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在胡华的脑海里回荡，也都是未知数，当时他听到的消息是，有可能在江西就地再分配。一些教授痛心地把多年积累的各种专业资料、购买的大量书籍按废纸称重卖掉了。胡华平时不吸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1939年在极端艰苦和危险的情况下，他背着书急行军过敌人的封锁线，视书为自己的命根子。此时虽然前途渺茫，胡华也没有舍得卖掉眼前的书籍，因为这是自己多年的心血。家中十来个书架、书橱里的书籍、资料，或打捆、或装袋、装箱，全部被存放在一间临时配给的屋子李新：《他的一生很有价值》，见《胡华纪念文集》，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里。他相信，会有一天，这些藏书或资料能重见天日、有用武之地的，他期待着这天的到来。

胡华搬出住了十多年的红三楼丙组6号。1月25日，胡华携76岁的老母亲，乘火车赴江西余江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那时身边的儿女均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各已天南地北。

到达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胡华与戴逸、吴树青、项充、于震洲、孟冲、刘志珍等被分配在二连养猪班，开始了担泔水、打猪草、煮饲料、喂猪、起圈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五七干校”从1月便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到5月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学习、揭发、批判的会议接连不断。胡华的老母亲虽然就近在锦江镇租民房居住，但胡华只能在劳动和开会之余，能够休假时，才可去看望母亲。老母亲坚定地自理全部生活。鉴于干校在初创，当地的生活环境也很艰苦，对于这样一个年迈的老人，胡华又很不放心。胡华还是考虑请母亲回到奉化家乡，由姐姐就近照顾，但是母亲执意要就近能经常看到儿子。这样坚持到9月初，胡华的姐姐胡雅卿来接母亲回乡。9月8日晚7时，胡华于鹰潭将老母亲和姐姐送上开往杭州的火车。母女二人再由杭州转宁波返回家乡奉化。

9月9日胡华在日记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是很要紧的。’时刻记住这一教导，作为我的行动准则；作为我从事一切工作，推动我前进的原动力；作为我抵抗一切政治微生物的强大的思想力量；作为我对自己要求的思想标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这是我的奋斗目标；我所要攀登的精神境界；我的精神的寄托。”

“今日由鹰潭按时返校。原拟请假一日，现可不请，紧张一点有好处。”

9月11日，《胡华日记》记道：“昨日，母猪生小猪17头。我在10日下半夜和11日上半夜值夜，24小时中，只睡了2个多小时。城市里的人，但知肉食美，不知喂猪难，自己通过实践，才有所体会。自己过去只知吃肉，不知养猪。这次体会到毛主席教导到实践中转变思想感情的重要。”9月13日《胡华日记》记道：

“毛主席为陕公题词中教导我们。不要做狂妄分子和风头主义者。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埋头苦干的实际精神，不务虚名，谦逊再谦逊，才是一个高尚的人。”

10月，胡华从远处要到一条通体乌黑、额有白毛的小狗，并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开始精心照料。并与同为“猪倌”的戴逸一起为小狗取名“小纠纠”，意为猪群的“小纠察”。胡华担心小狗被别人弄走吃掉，于是就找个小木牌挂在了“小纠纠”的脖子上，以便人们看到小牌子，知道这狗不是无主的野狗。牌子上写什么呢？写“小纠纠”不行。还是写上主人的名字吧。当地百姓都知道在养猪场有个北京来的胡教授，于是他在木牌上写了“胡华”二字。驻地的“五七战士”和乡亲看到，也管小纠纠叫起了胡华，胡华听到一笑由之。“小纠纠”从此与胡华、戴逸等成了相依的伙伴，白天围着教授猪倌们奔跑欢跃，帮助轰猪守门，晚间陪着值班查夜。

胡华曾经与贺捷生将军讲起自己做猪倌的经历，令贺捷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胡华不论做什么事，都像他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一样，严谨而认真。在江西劳动改造时让他去猪场养猪，他也干得兢兢业业。猪本来脏，胡华却偏要让猪也讲究卫生保持清洁。这一来，除了更加重胡华的劳动强度，每天不是打扫猪舍便是给猪洗澡，对猪而言，却于事毫无补益，猪依旧脏，而胡华却从早到晚更不得片刻闲暇。胡华养猪，不仅仅只是喂而已，他还学会了给猪治病，下药、打针乃至给猪接生等等技能都学习掌握在手。真可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为此，他还认真总结出一套给猪打针的方法：一曰扎得准。二曰推得快。推不快猪一感到疼就要跑。”1971年元月，胡华在日记中记道：“今日元旦值班喂猪，做醣化饲料成功。”

“2日值班喂猪。病母猪带8头小猪。花母猪卖于中山。”“3日值班喂猪。”“4日喂猪，拉草。给陈垣老、周同宇、张岱信。汇母亲40元。”1972年元月，胡华在日记记道：“收听元旦社论。值班劳动，晒酒糟，收好已皓月东上。新年计划1学习马列六本书；2学习毛著和党史；3自觉劳动锻炼；4团结同志；5锻炼身体。”“2日清早值班，全日喂养。给建三江信。洗蚊帐。”“3日早讨论元旦社论。打萝卜缨，喂养。珍惜每一日光阴，珍惜每一步脚印。”“4日患了感冒头痛。坚持打本地白菜‘三月青’、萝卜缨配料喂养。”“5日上午清圈。下午头痛休息。”；“8日卧病后上班，配料喂养。”“10日早值班，上午劳动。下午全校大会，听崔耀先作年终总结。其中表扬胡华‘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自觉锻炼革命意志。’”

1971年4月的一天，胡华到茶叶班李安葆管理的茶园里打猪草。师生兼战友见面很是高兴，互相问候并谈论着各自劳动的情况。胡华诗兴顿发，当场口占一绝：“背篓茶丛寻猪草，声声布谷雨如烟。昔日肉食挑肥瘦，今日始知来处艰。”

李安葆觉得这诗颇道出了大家在干校劳动的甘苦。为此，也口占五绝一首：

昔日爱喝茶，总嫌茶味薄。

今日学种茶，方知苦和乐。

的确，这种苦乐观，只有到了干校后才会产生的。干校生活，给胡华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此后，胡华又作《担泔水即景》：

远山晨雾里，旭日照层林。

塘堰平如镜，田畴一望青。

红房遍赤岗，干校物候新。

担水近猪圈，豕群正噪鸣。

胡华这个猪倌当得有情趣，能自得苦中之乐。的确，也只有不畏艰苦、乐观豁达的人，才能看到乡村的美景，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吟出美妙的诗句。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1月下旬，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在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一次揭批会上，大家邀请胡华给作一次报告，讲陈伯达其人。在干校二连当司务长的高庆永回忆胡华这次报告说：“令人佩服的是，那时手边没有什么参考资料，胡华全靠头脑中丰富的积累，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把陈伯达在北方局的活动、怎么变节等等许多情况都讲得一清二楚，历数并批判了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使大家看清了陈伯达的真面目，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后来中央发了关于陈伯达其人的正式文件，我们一看，胡华讲的与文件内容完全相符。干校人都赞叹不已，感到胡华不愧是有真才实学的名教授，不禁为他深厚的党史功底而叹服！”1972年2月9日，胡华获准由江西余江干校出发回浙江奉化。12日抵奉化见到母亲和姐姐。此行为34年前告别故乡奔赴陕北，第一次回乡过春节。14日在奉化家中写信给诸儿女并赠诗鼓励。那时，虽然“四人帮”还未垮台，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胡华写道：“我年过半百，劫后余生，离别故乡三十四年后，第一次在故乡过春节，感触良深。展望党和国家，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蒸蒸日上，前途越来越美好。林贼败亡，极左思潮，歪风邪气，正受打击，正气上升，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正在落实，心情是兴奋的，革命意志是旺盛的。且幸身体日益强健，老当益壮，尚可为党工作一些年，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深信总有落实在身上之日。

“你们在外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英勇奋战，艰苦卓绝，捷报频传，也使我们老辈人高兴，你们互相鼓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步，争取日有可进。王铁人‘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之句，以艰苦为光荣，以艰苦为幸福，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好好学习，作一个高尚正直的人，虽苦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