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刺杀一个日本商人，是为了钱。

我不是很理解，抗日需要经费，而且需要很多。拿尖刀小组来说，其经费主要来自司徒家族为主的海外华人集团的捐助，这些钱，放到银行以我名义开的一个户头中，担负小组成员的全部支出：除了昂贵的枪支弹药之外，还包括我们的吃饭、服装以及未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日常开销。我是属于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资产阶级”，并没有经历过那种艰苦的日子，也就没有体尝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感觉，对金钱，也就没有太多的概念。我知道，小组其他人手中，也必然有钱，因为我们的经费，绝对不能维持小组这几个人的生活水平，比如齐冽淞的骚包西服、头油，张汉杰的美食，更遑论小五那些精美的“收藏品”。这些个人支出，和朴实的小贵州惊人的饭量不一样，不属于抗日需要，也就不应该由抗日经费来负担。但，我也清楚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作为组长，只要不是触及原则问题，我一般不干涉。但小组基本的吃穿住行，是要经费负担的，所以，没有任务时，小组成员还要喂牛、卖送牛奶。抗日的任务不需要坐班，故，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来干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而且，喂几头奶牛、给客户送牛奶的体力劳动，当然难不倒这些身怀绝技的精英们，所以，我拒绝了老夏要为我们提供经费的建议。

但并不是每一个抗日组织甚至老家的军费都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所以，当老夏为了抗日经费，要我们干掉那个大发战争财的日本商人时，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能理解的，是要干掉一个只是正当经营的日本商人。

要知道，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有很多日本商人和日本侨民，几十年过去了，其数目更蔚为壮观。因为我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侨，所以，我觉得这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世界发展的必须渠道，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这个商人经营的是正当生意，那适当的时候，我们还应该予以保护。而这次刺杀的日本商人吉田敏夫，表面看来，就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他在天津做的都是正当生意，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中国人民的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他对战争的讨厌，商人要考虑的是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钱。

但老夏对我这个问题嗤之以鼻，残酷的战争时期，一个正当的商人，怎么可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平安！一个公然宣称自己反对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日本商人，怎么可能活到现在？这个吉田敏夫根本就是一个商业特务，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中国从商多年。他以一副纯粹商人的面目，买通了很多重庆方面的高官，通过关系低价甚至是直接掠夺中国民间工厂的物资，这么多年来，他们这种盘剥的方式挤跨了很多中小工厂，大发战争财。吉田表面上从来不参与军事政事，暗地里一直在给日本政府，以这种方式敛财做军事费用。

这次，他就是和军统天津站副站长曹涤平在私下交易。之前，曹涤平就利用自己在军统的职权，为吉田敏夫打通了从天津到苏杭的丝绸交易通道，吉田则给曹涤平20%的利润提成。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华北，他们的交易通道被破坏，蒋介石更是严令苏杭等地不能跟敌占区交易。所以，吉田敏夫才再一次找到曹涤平。曹涤平虽然是利用自己手中职权进行投机倒把，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吉田的真实身份，因为吉田是个老奸巨猾的特务，他在日本的身份相当隐蔽，到中国后，他不仅潜伏在商业行当里多年，而且隐姓埋名，甚至和日军的接触，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他不仅骗过了号称到处是眼线的军统，也迷惑了我们。如果不是我们一位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志跟他有过一面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天津又遇到了他——虽然他换了名字，但我们这位同志还是认出了他——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既然吉田是为日军敛财的日本特务，那杀他就不用商量了。不过，我们的目的是既要干掉他，又要从他那里拿来一些抗日经费，这就要好好谋划一下了。暗杀他的地点，我选择他和曹涤平交易的现场。他要收买曹涤平，要在苏杭收购丝绸，肯定要给他定金和贿赂。而我们，要把这笔钱尽皆收获。

曹涤平选择的交易地点，是天津最大的夜总会。曹涤平毕竟是受过训练的，这种场合人多，隐蔽性强，比较安全。在高级夜总会里杀人拿钱，对于第一次集体执行任务的尖刀小组成员来说，是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