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个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密藏起来，不打算公诸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人感觉美妙的事物，一八二○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莎士比亚家庭版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的，就麻烦得多了

阿里俄斯托（arioso），15世纪的意大利诗人。

。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个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

《罗马哀歌》是歌德用古希腊庄严的哀歌体写的组诗，记叙诗人旅行意大利的经历，诗中不乏***描写;拜伦的《唐o璜》是一部讽刺诗，同名主人公为好色之徒，诗体格律和语言活泼、流畅、讥讽但也显轻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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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王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骄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全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际会，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了没完。

“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的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握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都是他们的权利；可要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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