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声并非微不足道；拿破仑何以受拥戴；

德国人的个人自由观念）

歌德交给我一封埃贡·艾伯特的信

埃贡o艾伯特（karlegoneber，1801—1882年），一位出生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今捷克）年轻作家。

。席间我读了它，并因此感到快乐。我们说了许多称赞艾伯特和波希米亚的话，并怀念了曹伯尔教授。

“波希米亚是个特别的地方，”歌德说，“我经常喜欢待在那里。那儿文学家的素养里还包含某些纯净的成分，这在咱们北德已经开始变得稀罕了；这里每一个无赖都在写作，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基础和高尚趣旨。”

歌德随后谈起埃贡·艾伯特最近的一首叙事诗；诗里写的是波希米亚还由妇女执掌统治权的过去，也即相传产生了亚马孙族女豪杰的那个时代。

这段谈话引出了另外一位写叙事诗的诗人。这个诗人据说为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报刊的好评，不惜花了许多的力气。

“这样的评论也确实这儿那儿地出现了，”歌德说，“可是一等后来《哈勒文学报》说了实话，道出了他那首诗的真正价值，其他报刊的溢美之词统统不起作用了。谁现在弄虚作假马上会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误导广大读者的时代了。”

“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对区区名声孜孜以求，”我说，“以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小伙子，”歌德回答，“名声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喽。拿破仑为追求大名声，不是差点儿打碎半个世界吗！”

谈话出现了小小的间歇。随后歌德对我谈起一本写拿破仑的新书，他说：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之手加之于拿破仑的美化和妄想，在此书可怕的真实面前统统烟消云散。可是英雄本身并未因此变得渺小，相反随着真实的增加而越发伟大。”

“拿破仑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说，“因此见到他的人才会立刻投奔他，追随他，甘愿接受他的指挥。”

“他这个人当然出类拔萃，”歌德应道，“不过关键还在于，人们都确信在他的麾下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投奔拿破仑，就像投奔每一个能让他们产生同样信心的人。这是个永远在重演的古老童话，人性生就如此。没有谁自愿为别人效力；可一当他知道为你效力也有益于自己，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拿破仑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善于利用人的弱点。”

…………

歌德谈起了基佐

萨维尼（friedrichkarlvonsavigny，1779—1861年），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学派的奠基人。

，说：

“我在继续读他的历史讲义，它们写得很是不错。今年的部分追溯到了公元八世纪。他的观点深邃、透辟，我还没见过哪个历史学家超过了他。有些人们想不到的事物，在他看来极为重要，因为是重大事件的根源。例如某些宗教观念的时兴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原罪说、恩典说、行善说等等赋予某些时代这样那样的特征，他都为我们追本溯源，详加论证。我们看见他对罗马法也处理得很好，而且顺便还给了我们杰出的萨维尼充分的肯定。

“基佐论及古代高卢人受其他民族影响时有关德国人的论述

高卢人为现代法国人的祖先。

，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日耳曼人带给了我们个人自由的观念，’他说，‘这种观念首先为该民族所拥有。’这不是很对吗？他不是讲得完全正确吗？这种观念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来源于此，大学生们在瓦特堡谋反闹事也来源于此，聪明和愚蠢有同样的根源。还有咱们文学的五色斑斓，咱们诗人一个个热衷独创，是人都以为必须独辟蹊径，恰似学者们也喜欢各立门户，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一切，盖源于此。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团结得多，也惯于互相照顾。他们的穿着和举止即显示出某些一致性，生怕因标新立异而引人注目甚或招人耻笑。德国人呢却谁都各行其是，只顾满足自己，不问他人有何感觉，因为正如基佐正确指出的，人人头脑中都装着个人自由的观念。由这种观念，我刚才说了，既衍生出许多好思想，也滋长了许多怪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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