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

（论诗人的祖国和爱祖国）

我们谈到了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歌德说：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应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一位现代作家再把这些老观念写进剧本里，就总是显得矫揉造作。这犹如一件早已不时兴的外套，就像古罗马人袍子什么的，穿在我们身上就是不合适。

“我们现代人现在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他无论在那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

普鲁士和萨克森是德国境内的两个邦国。

“还有，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诗吗？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对一位诗人提出如此不合实际的、毫无益处的要求，就如同要求军队的一个团长：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爱国者，他必须卷入政治纷争，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到旁边。可是，一位团长的祖国就是他的那个团；他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原本无须过问政治，除非直接牵涉到他；与此相反，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努力带好自己统辖下的那几个营，把他们训练好，管束好，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以便一当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他的部下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就行了。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你知道，总的说来我很少过问别人对我写些什么，只不过呢却常常又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很清楚，我尽管一生辛劳，我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人眼里却一钱不值，原因就在我不屑于与党派政争搅和在一起。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我必须变成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宣传流血和杀戮！

在这里歌德影射的是伯尔内等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作家。

—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

同样地，歌德也批评了乌兰特为另一些人大肆吹捧的政治倾向。他说：

“你注意，政治家乌兰特将吞噬掉诗人乌兰特

乌兰特（ludwiguhnd，1787—1862年），德国施瓦本浪漫派的主要代表。

。当上议会议员，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激动中，绝不适合诗人柔弱的天性。他的歌声将会消失，这相当可惜啊。施瓦本那地方富于教养，存心良善，又能干又会说，适合当议员的人有的是喽；然而像乌兰特似的诗人，仅仅只有一个。”

歌德殷勤地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是阿尔尼姆夫人的长子

阿尔尼姆夫人（beinavonarnim，1785—1859年），系德国浪漫派重要代表阿西姆o封o阿尔尼姆（achimvonarnim，1781—1831年）的妻子，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与歌德关系甚好，以所著《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闻名于世。

；他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题在这位年轻朋友纪念册里的几行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