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10月20日，星期三

（关于圣西门的学说；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的关系）

…………

歌德要我给他讲讲我对圣西门主义者的看法。我答道：

“他们学说的主要方向似乎是主张，人人都要为集体的幸福而工作，并将这个视为自身幸福的必要前提。”

“我想，”歌德接过话头，“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开始，首先谋求自身的幸福，由此最后才可能万无一失地产生集体的幸福。进一步讲，他们的学说在我看来根本不现实，根本没可能办到。它完全违反自然，完全违反经验，完全不符合几千年来事物发展的进程。只要每个个人都恪尽职守，只要每个人在自己职责的范围内都兢兢业业，有所作为，那集体的事情自然就办好了。以写作为业的我从来就不曾问：广大群众想要什么？我怎样才有益于集体？我追求的永远只是使自己变得更明智、更优秀，只是提高自己的人格涵养，然后永远只表现我认为善与真的东西。这，我不否认，诚然会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发生影响和起作用；不过它并非目的，而完全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所有自然力的影响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身为作家，如果我以努力满足大众的愿望为目标，那我就必须取悦他们，给他们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就像已故的科策布干过的那样。

科策布（augusvonkozebue，1761—1819），与歌德同时代并一度十分吃香的德国剧作家，上演的作品多达两百多部。

“您的意见无可辩驳，”我回答，“只是呢，不只存在我作为人的个体所要享受的幸福，而还有一种幸福，即我作为国家的公民和巨大集体的一分子所要享受的幸福。喏，设若不以实现全民的最大幸福为原则，那立法又以什么作基础呢？”

“如果你朝这方面讲，”歌德回答，“那我自然就没啥好反驳的了。不过，这一来只有极少的精英分子才用得上你的原则。它只可能成为对国君和立法者有用的药方；尽管即使在这里，我仍觉得法律必须更多地追求是减少弊端的总量，而非增加幸福的总量。”

“而这也许差不多会殊途同归吧，”我回答，“错误的道路在我看可算一大弊端。一位国君，喏，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好的路线，并一直把它贯彻到最边远的村庄，那就不只消除了一个大弊端，而也为自己的臣民创造了一个大幸福。往下数，司法拖拉也是一大不幸。一位国君如果能为他的臣民制订一套公开口头审案的规程，保证加快司法程序，那又不只是革除了一大弊端，而也再次为民造了福。”

“借用你的调子，我想在给你吹几支味道完全不同的歌曲，”歌德打断了我，“不过有些弊端我们暂且别去碰，好让人类保留一点继续发展自身力量的依托。可我的主要论点目前只是：为人父者就该照看好自己的家，做手艺人就该照料好自己的顾客，当牧师就该宣讲好相互友爱，至于警察嘛，就请别破坏大家伙儿的快乐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