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4月27日，星期三

（反感革命暴力，赞扬开明君主）

傍晚去看歌德，他曾派人来邀我和他一起乘车去游览他园林的下区。

“在我们动身之前，”他说，“我想先给你看一封策尔特的信，我昨天收到的，他在信里也谈到了咱们剧院的事情。”

除了其他内容，策尔特还写道：

“你不是那个适合在魏玛给民众建剧院的人，这我早已看出来了。谁把自己变成绿色，山羊们便会将他吃掉。其他大人先生也该好好想想这点，要是酒还在发酵他们就想塞上塞子。‘朋友们，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事，’是的，还会见识。”

歌德望着我，我俩笑了起来。他说：

“策尔特人不坏，也挺能干，只是有些时候并不完全理解我，曲解我所说的话。

“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一生致力于民众的教育，为什么又不可以为他们建立一座剧院呢？只不过在魏玛这么座小小的都城，如大家开玩笑说的连居民也没几个，可诗人却有成千上万，哪儿谈得上什么民众呢——更别提一座什么民众剧院！魏玛有朝一日无疑也会变成一座大都市，但咱们无论如何还得等上几个世纪，魏玛市民的数量才会多到足以把剧场坐满，才能建设和维持一家剧院。”

“奇怪，真叫奇怪，对于公众舆论人们太容易盲从啦！我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对民众犯下过什么样的罪孽，可人家称我不是民众的朋友，而且永远也变不了啦。我当然不是那些革命的暴民的朋友，他们四处抢掠烧杀，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只顾追逐最卑劣的私利。我不是这种人的朋友，正如我也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任何的暴力颠覆，因为破坏的和赢得的一样多。我既恨那些这么干的人，也恨那些造成这么干的根源的人。可是，我因此就不是民众的朋友了么？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难道不都跟我想法一样么？

“你知道，任何前景光明的改良，都令我欢欣鼓舞。相反，如我已经说过，任何的暴力，任何的冒进，都让我在灵魂深处产生反感，原因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还有人说什么，我是公侯的仆从，我是君王的奴隶。好像这么讲有什么意义似的！——难道我效力的是一位暴君？是一位独裁者？——难道我服务的是一个只知道搜刮民财来供自己荒淫享乐的统治者？——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时代，赞美上帝，早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和大公爵同心同德，我与他一起努力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可是，如果我准备讲，我知道有那么一天公爵不曾考虑做点什么为他的领地造福的事，或者对改善每一个臣民的处境有益的事，那我必定是在撒谎。——身为一个邦国的国君，他为自己谋取到的除了重负和辛劳，还有什么哟！——他的住宅，他的衣着，他比一位殷实市民略微丰盛的餐桌吗？——咱们只须去到我国的一些滨海城市，就会在一位体面的商人家里，发现人家的厨房和酒窖要比他府中的更好。”

“今年秋天，”歌德继续说，“我们要庆祝公爵执政五十周年。可我仔细想想，他的所谓执政，除了坚持不懈地为国效力，还有什么啊？完全是为实现伟大的目标效力，为民众谋福利效力！——设若我不得不当一名国君的奴仆，那至少我仍感到欣慰，因为我为他当奴仆的那位国君，他本身也不过是大众利益的一名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