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3月14日，星期日

（如何看待令人反感的题材；政治诗的价值;

文明程度与民族仇恨）

晚上在歌德家。他让我看已经整理好的大卫雕塑；几天前，我曾看见他忙着指挥仆人从木箱里取出这些宝贝。这是一些法国最杰出的年轻诗人的侧面浮雕像，他已经在几张桌子上挨个儿地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他在一次称赞大卫非凡的天才时，说他在构思和手法两方面同样伟大。通过大卫，法国浪漫派出类拔萃的才子们敬赠给歌德一大批亲笔签名的近作，他也拿出来让我看了。其中，我注意到了圣蒲夫、巴朗西、雨果、巴尔扎克、德·维尼赫雅宁等人的作品。

“大卫寄来的礼物将使我高兴许多天，”歌德说，“整整一个礼拜我都在读年轻诗人们的作品，从中获得了新鲜的印象，生活因此焕然一新。为这些我所珍爱的肖像和书籍，我将特别进行编目。在我的艺术收藏里和图书馆里，他们都将各自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看得出来，法兰西的年轻诗人对他如此崇拜景仰，令他内心深感幸福。

《柯林斯新娘》引发歌德的谈兴，他进一步说到自己另外一些叙事谣曲。他道：

“他们绝大部分得归功于席勒，是他催促我创作，因为他主编的《时序女神》总需要发表点新的东西。所有这些作品我已在脑子里酝酿多年，它们萦绕在我心中，犹如优美的图画，犹如甜蜜的梦境，来回往返，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这些光辉形象就像是多年的友好，我很不乐意向它们道别，很不忍心以捉襟见肘的文字使其变得具体。终于白纸黑字了，我望着它们深感忧伤，就像是要和自己的一位挚友永别。

“我其他时候写诗完全不是这样，”歌德继续说，“在写之前根本毫无印象和预感，而是突然间诗兴大发，非马上动笔不可，接着就感觉像做梦一般身不由己，单凭着直觉把它写了下来。在这样的梦游状态下，常常是写在一张斜放在面前的纸上，直到整首诗写完了，或者已经到了没有可以继续写的地方，我才会发觉。我曾经收藏过一些如此胡乱草成的诗稿，只可惜后来慢慢全弄丢了，令我十分遗憾，再也拿不出我那么沉迷在诗里的实证材料来啦。”

随后话题转回到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谈到了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天才作家新近表现出的超浪漫主义倾向。歌德认为，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对文学本身很有益处，但是对掀起这场革命的一个个作家却不利。

“任何革命都免不了过激，”歌德说，“一开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只是消除各式各样的弊端，可是还没等革命者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滥泥坑。今天法国人在进行文学变革也一样，一开始追求的只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内容连同形式一块儿抛弃。人们已开始声称表现思想和行为没有意思，却试图去写形形色色丑恶淫邪的东西。希腊神话美好的内容让魔鬼、巫师和僵尸取代了，古代高贵的英雄不得不让位给骗子和罪犯。如此这般才够味儿！才有效果！——可是等到读者尝过并习惯了这味道浓烈的菜肴，口味便只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一位想要产生影响、获得承认的年轻天才，在尚未长大到可以自行其是的时候，就只好迎合流行趣味，是的，甚至不得不努力做到在宣扬恐怖邪恶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如此拼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钻研都会置之度外，也将完全忽视人的内在素质和才能按部就班地认真培养。这可是一个天才可能遭遇的最大祸害呀，即便整个讲来，文学会从眼前的倾向中获得好处。”

“这种将断送一个个年轻天才的倾向，”我接过话头，“可怎么又会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呢？”

“我刚才描绘的极端和偏差，”歌德回答，“会渐渐消失，最后留下的将是一大收获，亦即在形式更自由的同时，内容也会更加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再被当作缺少诗意而排斥掉。我把现今这个文学时代比作人发高烧，它本身尽管不好，尽管没谁愿意患，结果却是让人更加健康，却值得高兴。那些真正乌七八糟的东西，眼下往往构成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将来却只会成为有用的陪衬；是啊，今天遭排斥的极纯洁、极高尚的东西，人们不久又会更加热烈地渴望和追求。”

“我注意到了，”我说，“就连您喜欢的梅里美，他的《弦琴集》同样写的是令人反感的题材，从而也走上了超浪漫主义的道路。”

“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与他的同辈完全不同，”歌德回答，“这些诗歌固然充满各式各样的恐怖内容，墓地啊，夜行啊，幽灵啊，僵尸啊，等等；但所有这类令人反感的东西都未触及诗人内心，相反他在处理它们时都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并且抱着讽刺的态度。他完全像一位艺术家想去尝试尝试某个感兴趣的东西罢了。我已说过，他在创作时完全摈弃了自己的内心，甚至也摈弃了法国人的身份，而且是这样地彻头彻尾，所以一开始人们真把《弦琴集》当成了伊利里亚的民间诗歌

梅里美的《弦琴集》亦名《伊利里亚诗歌选》，1827年问世时假托是一个叫伊o玛格拉诺维奇的人搜集的伊利里亚民歌。

，伊利里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这里的民歌类似南斯拉夫民歌。也就是说他差一点点就达到了作伪乱真的目的。”

…………

“……一般说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看作是某一个民族的喉舌，在多数情况下更只能视为某个党派的喉舌了；不过，它要是优秀，也会为这个民族和这个党派热情地接受。再者，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视为一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可是时过境迁，对于后世，这首诗就必然失去其来自题材的价值啦。——贝朗瑞情况不错！巴黎就是法国，他伟大祖国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发生在首都，都在那儿获得生命，都在那儿引起反响。这样，他的大多数政治诗都绝不可视为只是某一个党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对的东西都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人们倾听他永远如同倾听人民的声音。在我们德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没有哪个邦，对它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里就是德国。我们在维也纳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奥地利！我们在柏林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当我们终于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那会儿还到处都是德国；一位政治诗人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然而这时并不需要他。普遍的贫困和普遍的耻辱感，像恶魔一样攫住了整个民族；诗人能够点燃的愤激之火，早已在各处自行燃烧起来了。不过我不否认，阿伦特、寇尔纳和吕克特也起了一些作用。

阿伦特等三位都是德国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

”

“有人责备您，”我有些冒失地道，“说在那个伟大的时期，您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至少也该发挥一个诗人的作用。”

“别扯这个，好朋友！”歌德回答，“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让世人爱怎么讲怎么讲，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我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不再年轻怎么能够仇恨？要是二十岁时碰上那样的事件，指拿破仑占领德国，德国各地自发抵抗，开始所谓民族解放战争。指拿破仑占领德国，德国各地自发抵抗，开始所谓民族解放战争。

指拿破仑占领德国，德国各地自发抵抗，开始所谓民族解放战争。

我肯定不会落在人后；然而出事那会儿，我已年过六旬。

“再说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所有人全用一种方式，而是人人按照上帝的安排，尽其所能。为此，我半个世纪以来够辛苦的了。我可以讲，我生来该干什么工作，我就夜以继日地干了，一时一刻也未曾偷闲，总是在努力、在研究、在行动，能做几多做几多，能干多好干多好。如果所有人都能对自己下同样的结论，那就万事大吉啦。”

“归根到底，”我安慰他说，“您不该为那样的指责烦恼，相反倒可以因此感到骄傲。因为它不说明别的什么，只说明世人对您真是看重，以为您既然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就要求您最后什么都做。”

“我不能怎么想怎么说，”歌德回答，“每一种流言蜚语后边，都藏着对我的恶意，情况比你知道的严重。多年来就有人仇视我，企图暗中伤害我，这些流言蜚语我感觉只是旧仇恨换的新面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视我为眼中钉，给予除之而后快；既然对我的天才无可奈何，就想损坏我的人品。一会儿说我傲慢，一会儿说我自私，一会儿我对年轻的天才满怀嫉妒啦，一会儿我又沉溺于声色啦，一会儿讲我缺少对基督的信仰，喏，最后甚至骂起我不爱祖国，不爱我亲爱的德国人来了。——你多年来够了解我的，感觉得出这些胡言乱语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你如果想知道我吃的苦头，就不妨读一读我的《赠词》；我的这些反击会使你明白，有人怎么总是变着花样想叫我生活不痛快。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位德国殉道者！——是的，我的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有什么两样。而我本人呢，也很难抱怨什么，所有其他作家的处境不见得比我强，多数甚至更坏，在英国和法国与我们这儿完全一样。莫里哀什么苦没受过，卢梭、伏尔泰什么苦没受过！拜伦让恶毒的舌头逐出了英国，设若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人和他们的仇恨，最后恐怕只得逃向天涯海角了事。

“如果再加上心底褊狭的群众迫害高尚的人！不，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天才，也会迫害另一个有才能的人和天才。普拉藤叫海涅恼火，海涅同样对待普拉藤；一些人相互诽谤、敌视，尽管世界足够大，足够宽，足以让人人都和平地生活和工作；一个人有了才便有了敌人，这个敌人将折腾他一辈子。

“仿佛坐在书斋里就能写战歌！——仿佛我是这样的诗人！——如果夜里走出营房就听见敌人前哨的战马嘶鸣，那我倒真乐意写战歌来着！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这不是我的事业，这是特奥多尔·寇尔纳的生活和事业。他的战歌也完全适合他这个人。可我呢，却不具好斗的性格，好斗的思想，战歌之于我，只会是带在脸上显得别扭的假面具。

“我写诗从来不无病呻吟。——什么我不曾经历，什么不曾让我忧心如焚，使我烦恼，我也就不会写诗加以表现和抒发。我只有恋爱的时候才写爱情诗。现在我怎么能在不怀仇恨的情况下，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咱们私下讲吧，我不仇视法国人，尽管为了能摆脱他们的统治，我也要感谢上帝。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大部分教养都归功于它，像我这么个只以文明和野蛮为价值标准的人，又怎么能仇恨这样一个民族呢！

“从根本上讲，”歌德继续说，“民族仇恨就是个怪东西。——你总发现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可在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凌驾于民族之上，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这样的文明程度适合我的天性，并且还在满六十岁以前，就已长期坚持这样一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