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飞出了父母的羽翼，摆脱了学校的束缚，生产队的管束几近于无，没有理想，没有竞争，没有奋斗，招工和上学对刚下乡几个月的我还太遥远。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没人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你不许做什么，想去哪里，抬腿就走。串队，成了1974年夏天我的主要生活方式。先是到同学队里玩，后来结识了西安、咸阳的知青，常走乡串县，以书会友。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下棋、换书，言语投机的，渐渐成了朋友。我们三五成群，四处游逛，想去哪里，在纸上写好地名，揉成纸团，一人抽一张牌，谁点数大谁抓阄儿，抓到“华山”，就去华山，于是，登骊山，洗温泉，看碑林，上大雁塔，游楼观台……

有位乾县知青，父亲在西安一所中专当头头儿，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文革”中保存完好。被列为“封资修”之类的旧书，锁在一间屋子里，尘封已久，他带我进去挑书时，一翻书页，直呛鼻子。门口有一柜新书，玻璃上贴张纸条：“内部读物”，全是近年出版的新书。我借了一套瑞士学者埃·邦儒尔和两位英国学者奥夫勒、波特合著的《瑞士简史》(上下册，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710页)。头一回来，不好意思多借，我抄了份书单给他。以后他每次回家，都给我带几本“内部读物”。

一天，我去还书的路上，遇见出殡，打孝幡的是周家的女儿和女婿，我知道她母亲去世了，看他俩哭天抢地的样子，我很难过。说起这事，朋友对我说：“他比我早下乡几年，他没结婚时，我去过他那儿，结婚后，再没去过。他岳父是个大学讲师，不知犯了啥错误。你若想去他家，我领你去。”

约好日子，我带了一篮子菜，随他去周家。周老师不到五十岁，细高，微驼，很瘦，烟瘾很大，不停地撕纸条卷烟抽。除了炕上有一个炕柜，一只炕桌，四壁空空，喝水用的是粗瓷碗，烟灰掸在药瓶子里，看其家境，连普通社员家都不如。周老师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寡言少语，人倒挺客气，初次见面，致哀过后我就走了。第二次去他家，我学着此地人走亲戚的习俗，带了一篮新面馍，他留我吃午饭。一场大雨，周家的院墙塌了两面，他女婿准备打墙，我瞅个好天，叫了几个知青，拉土打墙，一天就干完了。往来日久，周老师知道我父亲也做过教员，惺惺相惜，隔膜渐少，话也多了。

“我错就错在自以为聪明。先是和苏联人争辩，再是和系主任理论。其实，我谁也不反，只是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有了自己的看法，不愿人云亦云而已。学校里留过洋的，比我读书多、明事理、阅历广的教员大有人在，他们会装聋作哑，我不会，非要说出皇帝光着身子，倒霉就倒霉在我这张嘴上。”

我把《瑞士简史》札记和我画的瑞士地图拿给周老师看，他说：“你真是吃饱撑的，画这些地图有啥用？你一辈子也去不了瑞士。”他是教政治经济学的，我向他请教“邦联”和“联邦”，他不耐烦地说：“那是欧洲人的事，中国人或是割据，或是一统，永远不会有邦联和联邦的。民初南方几省倒是搞过‘省宪’，尝试‘联省自治’，转眼就被国民党统一了。你别瞎耽误工夫了，有时间解两道方程都比看这些书有用。”他女儿告诉我：“我爸炕柜里还留着几本书呢。”我想借，他不肯，手指头弹着炕柜说：“没用的书早卖光了，就剩这几本，算是我家的内部读物。”以后，每次路过他家，我总要进去看看他，说几句话，有好书就给他留下几本，他不说还，我从不问他要。

1976年底，我工作了，匆匆办完户口和粮食关系，离报到的日子只差一天了，走得很急，朋友们大多不知道。转年春天，我给周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他把我借他看的书寄给我，附信寥寥数语，仅报平安。年底，我收到他女婿的喜讯，夫妻双双考入大学，他岳父也落实政策回学校了。我问他岳父炕柜里藏着什么好书，秘不示人。他回信说：哪有什么秘籍，统共十来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一本《数学用表》，一套高中数学课本和习题集。晚饭后，他叫我俩过他屋，先做几道数学题，然后他写几个字，让我俩比赛查字典，夜夜如此。

(原载于200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