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习》1954年第五期(1954年8月27日出版，主编：韦君宜，编辑者：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编辑委员会，每册定价旧币1600元)首篇为编辑部推荐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第一类为“理论著作”；第二类为“文学名著”，分为“中国”(三十五种)、“俄罗斯和苏联”(三十四种)和“其他各国”(六十七种)三部分，荐书一百三十六种。“中国”部分选了《诗经》《论语》《孟子》《庄子》《楚辞》《史记》，陶、李、杜、白、苏、陆文集，选本有《文选》《古诗源》《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戏曲有《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有“三言”“四大名著”《聊斋》《儒林外史》。“文革”时，学校停课，我把这篇书目抄在本子上，一一去找，看过一本做个“△”记号，借到新书就放下旧书，经常同时翻几本书，父亲讥我是“饕餮书生”，没少批评我。但直到下乡，仍积习未改。

1974年夏天，我从乡下回家陪父亲做理疗。在医院走廊排队时，我数着本子上做过“△”记号的书名，这篇书目，中国部分还差四种、外国部分还差二十八种就读完了，一时颇为得意，频频炫耀，忘形之际，吟起了《西厢记》里的词：“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园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眼，时乖不遂男儿愿……”父亲瞪我一眼，我赶紧闭嘴。

轮到父亲做理疗时，他躺在病床上，问我：“《西厢记》读过了？”我说：“读过王季思的校注本。”又问：“董西厢读过吗？”我说：“书目上没列这本书。”再问：“读过《会真记》《蝶恋花鼓子词》和《摘翠百咏小春秋》吗？”我说：“没读过。”未及数问，我已支吾失对，羞愧难当。

“西厢十分好，你未得一分。善读书者应知作品源流。唐人元稹的《会真记》在北宋已流传很广，李将其收入了《太平广记》。赵令据《会真记》故事作过《蝶恋花·鼓子词》，他在序中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当时有一种歌舞曲叫‘调笑转踏’，前面一首引诗，后面一首《调笑令》，秦观和毛滂都以‘莺莺’为题作过这种曲子。秦观词有‘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钗横金凤’。毛滂词有‘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赵令作的《鼓子词》由十二首《商调·蝶恋花》组成，将《会真记》分为十章，每章下配一首曲子，末尾缀一曲，总结张、崔悲剧：‘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到了金代，莺莺故事有了‘诸宫调’说唱本。‘诸宫调’是北宋末年兴起的一种说唱形式，说唱者在一段道白之后，接唱一套某一宫调的曲子，或先唱后说，这种演唱比‘转踏’或‘鼓子词’篇幅长得多，故事内容也更丰富，现保存最完整、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在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基础上改编成的，他在情节和人物上做了较大的修改。金元前后，将莺莺故事改编为词曲杂剧者大有人在，但艺术上都不及董、王。元人宫大用称《西厢记》为‘春秋’，明人王彦贞将《西厢记》分为一百个‘关目’，配了一百首《小桃红》曲子，名谓《摘翠百咏小春秋》……”

从医院回来，父亲找出书，教我先把《会真记》按情节分解，排上序号，分别抄在纸上，再把董西厢、王西厢也按情节分解开来，把与《会真记》对得上的人物、情节附在序号下；然后比较董、王西厢增添的人物、情节和细节。每天从医院回来，我就在桌上摆弄书本和一堆纸片，逐页核对，大汗淋漓。

父亲指着本子上做了记号的书名说：“读懂一本《西厢记》，尚且如此费力，何况一百本？不要迷信这篇书目，选裁失当，多有疏漏，在所难免。汉至初唐八百多年，名家荟萃，仅选一部《陶靖节集》，唐宋不选韩欧、不选佛经禅语、不选笔记，元不选散曲，明不选小品，民国作家仅选鲁迅一人，外国书不选《圣经》，不选《古兰经》，且三倍于中国书，真是本末倒置。生有涯，知无涯，书是读不完的。你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规划一个适当的范围，选少量经典，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一卷一册，读熟解透。朱子曰‘学者所患，在于轻浮’，像你现在这种心态，纵读万卷书，也是过眼烟云，到老只是书虫而已。”

(原载于2006年8月17日《南方周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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