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过后，公社按一人二分八的标准给知青分自留地，我们小队五个知青，分了一亩四分地。《国语·晋语》里有一段故事：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绝粮五鹿，于道边乞食，路人捡起一块泥巴献给他，公子大怒，欲鞭笞路人。子犯急忙拦住他说：“公子，上天要赐给您土地，这可是好兆头呀！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公子顿悟，磕头拜谢，载之而去。十七岁，就有了归自己支配的土地，虽然这不同于晋公子心中土地的含义，但我还是兴奋不已。

并非谁都稀罕这几分地，我去给同学还书，他正为自留地和队长怄气呢。“队长耍我们，那是块鬼地，当年队里给社员分自留地时，谁家都不要。我找队长要求换地，他不许。他爱换不换，反正我们不种。”毗邻的地里玉米已经出苗，他们的自留地里还是一片麦茬和杂草。大队书记找他谈心，经过一连串上纲上线的教育之后，他屈服了，队里派他的房东六叔帮他种地。

“你娃娃家不懂事，荒着这屙金尿银的宝地，躺炕上睡大觉。你晓得这块地有多金贵？这是我祖上头一块地，顺治三年我祖爷爷置下它，三百多年，争来夺去，已经搭上了六条人命。这块地，不管风雹雨旱，一茬稳收三石粮。你说咋这么肥？人血滋润的么。”

犁地的时候，我问六叔：“你说这是宝地，为啥社员不要，非分给我们？”

“窝窝，驾！这地不是没人要，想要的人多得很呢，争得打破头，你说给谁？给你们没人争，你们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客，谁敢和你们娃娃家争？”

在地头休息时，六叔唱起了秦腔《血泪仇》：“手拖着孙女好悲伤，两个孩子都没娘……”唱毕，他给我讲了这块土地上六条人命的故事。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给六叔看，他吓得两手直哆嗦：“莫写，莫写，陈谷子烂糜子，说说而已，写成文字惹是非。”他是中农，人虽精明强干，却胆小怕事，他看着我把稿纸撕碎，才放心笑了。

初冬，县里召开学大寨会议，号召利用冬闲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公社派我去县里参加测量员学习班，一天发三毛钱伙食补助。中午逛书店，花了七毛钱，买了一本高亨注释的《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这本书，前有“商鞅与商君书略论”“叙例”“校释书目”“商君书古本”“作者考”，后有“战国两汉人关于商鞅的记述”“商君书新笺”，注释精当，译文雅致，在当时出版的古籍译注类书中，可算上乘之作。五天学习班结束，我读完了《商君书》，在扉页上题了王安石的一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若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商鞅对农民和土地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可真是统治农民的高手。“垦令”二十条，犹如二十条绳索，把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夜读“垦令”“说民”“算地”“弱民”诸篇，冷汗淋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异曲同工；严禁农民买卖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与“使商无得籴，民无得粜”的政策如出一辙；“使无得庸，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是必农”“使民无得擅徙”，与严禁农民为人佣工、限制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控制农民自由迁徙，出于同样的考虑……许多现行政策，处处闪烁着商鞅的幽灵；许多针对农民的制度安排，都能在《商君书》里找到依据。

公社把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设在六叔的村子，生产队派他给测量队帮忙。每测量一块地，他都要指指点点，过去这块地是谁家的，那块地是谁家的，他让我看过一张土改前本村各户土地分布图，他对每一块耕地和主人的变迁了如指掌。有一天，他见周围无人，跺跺脚，神秘地问我：“你猜，我脚底下埋着啥东西？”我摇摇头，他说：“我给你看看，千万别说出去。”他抡镐挥锹挖了一米多深，刨出一块二尺来长的青石界桩，一面刻着名字，一面刻着“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吉日立”，他把界桩搬到架子车上，用土盖好，把坑填平，悻然作色道：“这是我分家后置下的第一块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了四年钱呀！”

六叔把界桩埋在院子里，他知道，那块土地永远不会再回到他的名下，但每天在界桩上面走一走，会让心里踏实，毕竟，那是他曾经拥有的东西。

(原载于2006年1月26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