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底，我去湖南过春节。

二姐在长岭炼油厂工作，住在南山小区。楼房依山而建，阳台外三四米即是山岩，湿漉漉的崖壁长着一层绿茸茸的苔藓。满山是竹子和杉树，山不高，坡不陡，一刻钟就能登顶。北方还是冰天雪地，这里已是绿草茵茵。山下，池塘和水田连成一片，阡陌间散布着几户农舍。不论晴雨，地里都有劳作的女人，牵牛，犁田，背篓，挑担，很少见到男人的身影。

或骑车去陆城，在江边寻一僻静处，看山，看水，看树，看竹。或坐火车去岳阳，泛舟洞庭，漫游君山。姐夫去长沙出差，带我去玩。橘子洲游客寥寥，寂无人息，江面不见航船，气象萧索。我打着雨伞，在岳麓山游逛，校园里到处是标语和大字报，有批林批孔的，有写儒法斗争史的，有批张平化的，众口哓哓，人心暴戾，哪像是千年书院？

夜读《印度通史》(张宏达、冯金辛等译，商务印书馆，内部读物，1964年第1版，1973年第2版，定价350元)。这套书四册，五十四万字，一千一百七十一页，每页二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字大，看书时眼不累。作者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是印度历史学家，曾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书分三十三章，头两章是导言和史料介绍，后二十九章跨越五千年，对印度各个时期的历史作了简明的叙述，侧重于介绍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从吠陀时代一直写到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此前，我读过史诗《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摩诃婆罗多的故事》，读过本生经故事，读过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的诗歌和，但没读过《梨俱吠陀本集》，不知道《奥义书》和《法论》，不懂耆那教和佛教的差别。读到第六章“摩揭陀帝制”，我便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汗颜。

古代印度的灿烂文化令人震撼。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左右，他的执政年代，几乎与秦始皇同时。“这位伟大的非暴力鼓吹者述说侵略战争的苦痛和凄凉的热烈诗句，至今言犹在耳，可惜他没有能阻挡世界继续它习惯的行程。有人说，他的和平主义虽未能转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不过确实削弱了孔雀帝国。战鼓的响声是沉默了，狩猎是废除了。即使是野蛮的部落人民也只听到温和的宣扬佛法的声音了。”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吠陀文化起源到后吠陀时代宗教与政治的演变，相当于中国的先秦时期。作者仅用了六万字就把这段历史写得清清楚楚，文字清雅，独具魅力(当然，这只是译文)，我还没见过哪位中国史学家用这样的文字写史。

读史忌信一家之言，少读《左传》，父亲教我参读之法，博采众说，不拘成见。手头仅有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12月初版)“上古部分”辑录了《梨俱吠陀》《伐育·普兰那》《阿帕斯檀跋与乔达摩法律汇编》《本生经》《阿育王铭文》《政事论》《摩奴法典》《那罗陀法典》和法显的《佛国记》，以此书参读《印度通史》，虽不恰当，亦有获益。读完一册，笔记作了二十多页，仍茫无头绪，忽然想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大悟，何不以“表”记史？于是，我把笔记整理成一篇“《印度通史》简表”，栏目依次为纪年、朝代、事略、人物、文化、作品、摘要、批和备注，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腊月二十七凌晨，我跟姐夫去汨罗买年货。一江烟雨，薄雾溟，车行山水间，如在画中，我感到莫名的兴奋，默诵《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司机是当地人，村子就在江边，我问他，屈原是在这里投江的吗？他说，传说是在下游的玉笥山，离这儿不远，一会儿带你去看看。

《法论》提供了古代印度人的生活特征：“再生者”要经历四个阶段的生活：梵行期(始于创造礼，终于学业的完成)；家居期(结婚居家)；林栖期(出家到静穆的山林里，过着宗教上的冥想日子)；苦修期(在修行中，肉体受苦，而精神则专注于最后真理的实现)。屈原大约与阿育王的父亲宾头沙罗执政的年代同时，假如他生在印度，与国王、权臣政见不合，或隐于林下，或皈依佛门，也就是了，不必拿生命为政见做牺牲。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处世态度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望着远去的江水，想着渔父劝说屈原的话，真为他惋惜。

(原载于2006年3月16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