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六哥卖过菜、喂过牲口，很合得来。春耕前，队长派我俩去县城拉化肥。出了村口，他把鞭子给我，教我赶车。他拍拍辕马的脊背，喝道：“乖乖些，听话，这是我兄弟。”一路上，辕马果然驯顺，他自问自答：“为啥这么听话？因为你喂过它，它认得你。”回来时经过书店，我想进去看看，他不许：“两千多斤压着辕马，你忍心去逛？”

第二天来时，我进书店看书，六哥在门外等我。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俄]巴尔苏科夫编著，黑龙江大学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4月第1版，322页)。六哥心疼不已，数落我一路：“买这书有啥用？这本书钱我能买三十三块瓦。”他只比我大八岁，却已有两个孩子，刚分家，盖房、置家处处用钱，过日子很仔细，在他看来，不当吃、穿、用的东西都不值得花钱。他对我买书成癖深恶痛绝。

后晌没出工，读阿穆尔斯基《试论俄罗斯帝国大致平均财富并废除农奴制而不引起国内动荡之可能性》一文。这位19世纪俄罗斯的贵族政治家对国情了如指掌，他在社会考察中发现，底层民怨沸腾的原因有四：没有不动产、百姓穷困、国家赋税摊派不公、官员的特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他意识到了俄国政治改革的难度，预感到沙皇抗拒和拖延改革终将引发社会动乱：“在任何时代，一切君主国家的统治者往往都看不到百姓思想的发展，不能及时设法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而总是落后于时代，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适应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他们从不了解民情，这就是一切国家中发生动摇国家整个根基的变革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变革往往都是恐怖而残暴的，因为愚民尚未开化，一旦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其疯狂行动便益发不可收拾。”(《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6页)

六哥来找我，见我在做笔记，他翻了翻书说：“俄国人的事和你有关系吗？走，跟我去一趟周至。”我俩骑了五十多里地，天黑后，到了南山脚下的村子，他领我进了一户人家。喝水，抽烟，歇息片刻，主人带我俩到后院，六哥进猪圈挨个掂了掂猪娃的分量，谈好价钱，绑上猪脚，头尾颠倒，放到筐里。一个筐装三只猪娃，一辆车带两个筐，一百多斤。我从没驮过这么重的东西，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摇摇晃晃，上了公路才骑稳当。月色朦胧，静得只听见轮胎在路面上压出的沙沙声。走走歇歇，后半夜，到了靠近乾县的一个村子，把猪娃卸下。回到家，天还没亮。

第三趟出了点儿麻烦。走到半路，我的车后胎瘪了，六哥换了根气门芯，打足气，没骑多远，胎又瘪了。六哥懊丧地踹了一脚车轮：“完了，胎扎了。”他圪蹴在路边默默抽了一支烟，起身说：“这儿离咱村五里地，你推车回去吧。”他把我筐里的猪娃捉到他的筐里，挤得猪娃“吱吱”乱叫，夜深人静，凄厉的叫声传出很远。他骑了几步，停下了，前面是公社路口，猪叫得这么凶，怎敢从街上过？六哥很谨慎，他把猪娃又捉回我筐里，无奈地说：“你在这儿等着，我麻利转来接你。”六哥刚走，天空掉起雨点，先是一阵小雨，越下越大，路边无处躲避，浑身淋透，先是赶路时累出了一身汗，被雨一浇，冷得直哆嗦。一个月里，我跟六哥跑了五趟周至。他给我二十四块钱，我不要，他硬塞到我兜里：“拿着吧，这是吃苦挣来的，你拿这钱买书，我啥也不说。”

我写了一篇《夜行记》，给父亲看，他看后笑道：“挺有趣。但有两个毛病，一欠含蓄，‘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败于之事，但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乱刀断指之意自在其中。渊明咏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轻虚洁白，意蓄其中。二欠简洁，‘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刘向《说苑·君道》记泄冶之言：‘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三十二字，其意方显；《论语·颜渊》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句，十六字，其意亦显；而《书经·君陈》有‘尔惟风，下民惟草’，仅用七字，其意愈显。”

父亲给我改稿子，改一遍，让我抄一遍，三遍过后，原稿仅存三分之一。父亲说：“这叫‘三分法’：初学作文，篇幅唯恐不长，草稿写成，先把繁芜之处删去三分之一，以示儆戒；谋篇布局，斟酌人物、情节、细节，又去三分之一，以图简约；修辞炼句，推敲文字，再去三分之一，以臻完美。如此磨砺十年，或有所得。”

(原载于2006年7月6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