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回来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聊江南见闻。父亲念了东坡《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一句，让我作对，我一边给新买的书包书皮，一边想着下联，对以“关河岂如西北强”，父亲评语：“尚工”。

父亲取出几本旧书让我修补。一本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52年发行的《标准国音学生新字典》(父亲称为“国音字典”)，封面封底俱无，我剪纸糊了一个书皮。《怎样辨认错别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第1版，58页，一角二分)《容易搞错的同音字》(超天编写，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1月第1版，20页，五分)《口语杂字》(张雪庵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第1版，38页，一角一分)《常用多音字汇注》(刘禾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第1版，42页，一角四分)，这四本书封面的边角略有磨损，书太薄，不好包皮，我取来锥子和针线，把四本书订在一起。这些书伴我长大，《怎样辨认错别字》封内题有父亲的题字：“希望你好好学，不要把字搞错了，并且要把每个字和词，用在适当的句子里。”

《标准国音学生新字典》是繁体字竖排版，高十二点五厘米，宽七点三厘米，厚二厘米，因它小巧，我常装在兜里。字典前有“检字表”“简体字表”和“简体词表”，后附“国语文法词类统系表”“新式标点使用一览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纪念日与节日”“新春联摘录”，正文三百零八页，一页四栏。

一年级，每天晚上，父亲在纸上写些“燥、躁、噪、澡”之类的形似字让我辨认，或写些“读”“会”“朴”等多音字让我注音，或写几个容易念错的成语让我读，即使字的古音也不放过，如“杀”字，在“其势稍杀”中应读“shāi”，但这个字已不算多音字，只读“shā”。我问父亲：“您为啥不教我多识些字，天天辨字？”父亲说：“不认识的字，不会用错；认识的字，因为有很多形似、同音、多音字，才容易写错、读错、用错。刚识字，不可贪多，要在辨字上多下工夫。”父亲还教我“谝”“皴”“笊篱”“疵毛”“呼”“多咱”“寻摸”这些口语杂字，他说：“口语大多有字，长大后，你去的地方多了，要留心各地的方言。”

我把商山四皓之一的里念成了liu里，父亲给我纠正，我辩道：“在国音字典里，‘’，注音‘六’，若读lu，注音当用‘路’字。”父亲说：“用‘六’并不错，‘六’是个多音字，也读lu，安徽有六安，江苏有六合，南方许多地方的人把数目字‘六’念lu。”父亲给二哥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我和他争，父亲说：“你刚上学，用国音字典就可以了。”我嫌它太旧，正文按部首编排，查字不方便。父亲说：“旧字典有它的好处，不比新字典差。例如，‘老部’之下，耆、耄、耋排在一起，这三个字都说的是老人的年龄；‘雨部’之下，雨、雪、、雷、、雹、霆、霖、霏、霓、霞等字排在一起，全说的天气之事；按部首排字，便于你熟悉相关联的字词，有助于直观地理解字意。‘’字下注‘汉朝商山四皓有里先生’，《新华字典》‘’字下就没有这条注。古汉语有入声，但普通话没有入声，‘’字在国音字典里标‘入声’，在《新华字典》里标‘阴平’。你认真读一读两本字典，就知道在注解和注音上，国音字典并不逊色。“

国音字典的第一个字是粤语的“”字，注音“上，‘某’”，《新华字典》却注音“máo”。我用这本字典与《新华字典》核对过，苏音、吴语、粤语和其他方言中的字(如上海话里的f，“口”字旁一个“伐”)，后者未收入，也许是出于推广普通话的缘故。

我对“简体字表”和“简体词表”很感兴趣。“”最初简为“”，后来又简为“骂”；“”曾简写为“”，后来又简为“划”；“”简为“搞”，后来又简为“搅”；“”简为“寸”，后又改为“衬”。有些当时已是简体字，后来却被废弃，如“部”简为“阝”，“私”简为“厶”，“翻”简为“反”等。而所谓“简体词”，则是用新造的字来代表一个词组，相当于英文的缩写，如“冂”里一个“志”代表“同志”，“囗”内一个“茶”代表“茶园”，“广”下一个“会”代表“座谈会”，“囗”内一个“帝”代表“帝国主义”，“人”下一个“巾”或“y”添两横代表“人民币”(后来演变成了)，现在，就这一个“”保存下来，成了人民币的符号，其他简体词未见通用。

没有拼音检字表，确实不方便，有些字明知读音，却要费时间去查部首笔画，我常向父亲抱怨。父亲问我：“国音字典收了多少字？”我答不上来。父亲让我数一数。我一页一页的数，把每页的字数记下来，数完增编四页，正文上、下编三百零八页，打算盘加，花了三个多小时，算出来是六千一百一十七个字。父亲说：“不对。”我核对后又加了一遍，是六千一百二十九个字。父亲点点头说：“你不是嫌这本字典没有拼音检字表吗？自己动手编，一天一百字，两个月就编成了。”

(原载于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