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七奶奶奔出屋来，又哭又骂，要雷子赔鸡。雷子一拧脖子筋：“砸死活该！”七奶奶一头撞进雷子怀里，耍起赖来：“龟孙羔子，你把我也砸死吧！”许多老年人围着看，谁也不敢劝说。福淳爷可巧路过，他问明情况，弯腰拾起三只母鸡，一下子摔到雷子脚底下：“去！社员不正在西河洼干活吗？拿去褪褪毛，烧一锅鸡汤送去。队里拿几个钱，买几只鸡赔她。屁大的事，嚷嚷什么！”雷子正被缠得一筹莫展，一听这话顿开茅塞，朝七奶奶打个响鼻，提起鸡乐颠颠地走了。不过几句话，烟消云散，七奶奶没话说了。

第二天，雷子买了三只母鸡，给七奶奶送去。他前脚出门，福淳爷后脚进了屋。他和七奶奶同辈，叔嫂偶尔也开点玩笑，这次却一本正经的样子，往七奶奶床沿上一坐，先装上一袋烟递上去，然后凑凑身子：“我说七嫂，你也老糊涂了，大田的麦子让鸡糟踏，你不心疼？”

“谁不心疼？我咋知道鸡去啄麦呢！”七奶奶“吱吱”地吸着烟，装起糊涂来。

“是这话。我看你也不是故意。”福淳爷顾全她那点老面子，并不揭穿，“往下呢，可要把鸡看好。都把鸡放出去吃麦，来年喝西北风吗？你五保指靠什么？——这些年雷子待你好不好？”

“好！我没说不好。”七奶奶嘴有点软了。

“是喽！集体就是家，大伙都要爱护才对。你说呢？”

七奶奶脸红了，讪讪地说：“老三，你甭划圈子啦！我的鸡再吃大田的麦子，砸死活该。”

福淳爷眨眨眼，诡谲地笑了：“你要再放鸡吃麦，等你死了，我让雷子送你火葬场去！”

七奶奶最怕火化，伸出烟袋锅敲着福淳爷的头：“老三，看我不砸烂你的狗头！”

福淳爷缩着脖子夺回烟袋，欠欠屁股出了门，又回头说：“甭说狗头驴头，到时候反正我当家。”说完，把长烟袋杆往脖子里一插，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么，福淳爷就没有束手无策的时候吗？有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化肥、机械一直是农村的紧缺物资，光靠正常供应，根本不够用。特别是化肥，需要量更大。这就非走后门不可，走后门就要给人送礼。

福淳爷自己毫无办法，他又从来不愿低三下四地求人。于是把队长、会计召集来，布置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本事谁出去。请客送礼，实报实销。有言在先，跟着吃点喝点，没事。往口袋里装，甭说我不客气！”

有一年秋天，眼看该种麦了，各队费尽心机，多少都弄来一些化肥。独有八队还没搞到一两。雷子急得团团转，走！背上五十斤豆油，我跟你走一遭。

当天，他们到了县里一个管化肥的部门。这里并无熟人，只能硬闯了。福淳爷要亲自去舍老脸，雷子伸手拦住了：“你看着豆油，我去！”他知道这里头的难处，有时买不来东西，还要被对方奚落一顿。雷子不忍让福淳爷去受窝囊气。他把两桶豆油提到一个墙角里，让福淳爷守候着，自己转身进了大门。

一个钟头以后，雷子大步流星回来了。福淳爷正眼巴巴地瞅着，看见雷子，赶忙迎住问：“办妥啦？”

雷子并不答话，眼里噙着泪水，来到跟前，突然飞起一脚，踢翻一只桶，滑溜溜亮闪闪的豆油泉水般流出来。福淳爷赶忙去拉，雷子暴跳不止，一连踢了十几脚，一桶豆油全洒了，油汪汪一片。一群人围上来看，不知这个庄稼汉子为什么在发疯。

守着这么多人，福淳爷不好追问，也无须再问了，雷子在里头受了气，后门没走通。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满地豆油，心里一阵阵发酸。

这时，守门人急急地走来了，手里端两个瓷盆，一边在地上一捧一捧地把油收起来，一边说：“啧啧！这不是可惜了的吗？”大家围着他发笑，而且也不嫉妒，这老头倒会捡便宜。

看门人足足收了两个大半盆豆油，分成两趟端走了。围看的人也陆续走散了。福淳爷和雷子仍在墙角蹲着抽闷烟。好一阵，雷子起身，擦了一把泪：“走吧，三爷。今年种白茬，我也不求人啦！”

“嘿，赌什么气呢？”不知什么时候，守门人又回来了。这时，他已洗净了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他早已看出来，他们碰了钉子。

雷子没有理睬守门人。福淳爷倒是站起来，打了个招呼。不知是守门人发了一笔难财，过意不去，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把福淳爷拉到一旁，低声说：“你们哪，走后门也笨。把东西送家去，十有八九准成。在单位里办不成的。”接着，他把一个什么人的住址告诉福淳爷，就赶紧回去了。

经过这番点化，福淳爷又有了一点希望。可雷子说啥也不去了。他只好背起油桶，按照守门人的指点，进了一个巷口。果然，中午弄到了四吨化肥的条子。

一年年下来，各队都有这么一笔非正常开销。有时候，送了礼当时不一定能买来东西，时机成熟了，才好张嘴。有时候中间转托人，又让骗了，东西只有白扔。群众有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意见很大，就有人向县里写信揭发。

不久，县里派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清仓查库，发现问题确实不小。那天晚上，工作队长把福淳爷叫到大队部，一笔一笔地把账报完，然后严肃指出：“你们这个大队账目严重不清。据初步调查，八年来有三万斤粮食、一千斤豆油下落不明。作为大队支书，你要负责任的！”

福淳爷静静地听着，一锅一锅地吸着烟，等他说完，才磕去烟灰，慢慢地说：“你弄错了，这数目字不对。”

“怎么不对！”工作队长火了，“那么多人查账，一笔一笔弄出来的。”他一拍桌子，“这样性质严重的问题……”

福淳爷的嘴唇抽搐了一下，两眼闪出泪花，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你们查的是账面上的零头，还有一笔账外账。在我这儿。”

福淳爷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的账簿，啪！往桌上一放。工作队长迷惑地看着他，又拿起账簿：“账外账？”

“是的。怕群众心疼，没敢公布过。可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哪，粮食约为二十万斤，豆油不少于一万斤。”

工作队长大吃一惊：“都弄哪里去了？”

福淳爷冲动地站起来，把烟袋缠好往腰里一别：“长话短说，走后门用了。群众揭发，没错！扔出去的都是血汗，能不心疼？可为啥还要这么搞，农村干部给人磕了多少头，作了多少难就不说了，活该！谁让你求人哩？谁让你搞不正之风哩？庄稼人东西不值钱，脸皮不值钱，发贱！”福淳爷红头涨脸，使劲闷住火气道，“一句话，我同意让他们干的，不关队长的事。蹲监狱坐牢我一人去！我五十多岁了，也干不了几年了，村里少我一个不当紧，生产队长都不能处分，不能啊！农村的事，你们城里人不懂，大队可以一年没支书，但生产队不能一天没队长！你千万别处分他们呀！”福淳爷慷慨陈词，说到最后，又近乎哀求了。

工作队长倒不知怎么说了，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面前这个庄稼老汉一样的大队支书，竟是这么磊落！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啊！

但从此以后，福淳爷再不同意队长们带着粮油往外跑。全大队一年就有两三万斤粮油抛出去，他早就疼得咬牙了！他后悔、辛酸，感到自己对不起老少爷们。

福淳爷的思想越来越苦闷了。

他老是借酒浇愁，而且越来越贪杯了。

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以往我每次回村，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陪他喝几盅。他没有钱，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质量很差，性却很烈。他看我捎来好酒，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太贵了！”但他又很珍重，一次舍不得喝完。

当然，哪个小伙子娶媳妇，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他也从不拒绝。上级曾为此批评他：“党员干部，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历次运动，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他老也不改。他说：“咋！党员干部就不是人？都是本家爷们，几番请不到，那叫廉洁？屁！那叫假斯文，装相！”福淳爷固执地认为，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情。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里有愧，到死……我也不会心安。……到1965年，恢复得像点样子了，喏！又天下大乱。批判我，该批！我有错误，可是别打倒我啊！我还能干几年呢？来不及了……你看我这胳膊，”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尽是些筋筋皮皮了。我的肉、我的力气，快要完了啊！……”福淳爷喉头哽住了。他眼圈儿红红的，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干，重重地垂下头去。在飘忽的灯影下，我看到，他的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的心潮在一阵阵翻滚，啊啊，福淳爷不仅在倾诉内心的苦闷，也在计算着自己生命的进程！他是怎样被事业苦苦缠绕着的呀！

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天，是容易贪睡的时候，却是庄稼人播种的季节，辰光误不得。福淳爷总是早早爬起身，四处招呼人们上工。而到了冬天，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一夜北风，一夜大雪，到天明时，一切沉寂下来。冰天雪地把整座整座的村庄都冷凝了。这时，在雪光和寒星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村子中间的槐树旁。一颗铁铃悬在一根横枝下，用来摇铃的绳子已冻成一条冰绳，僵僵地垂下来。那人刚想伸手触摸绳子，可往四下里望了望，又缩回手，蹲在地上抽起烟来。那意思，好像这么一动，就会惊醒人们的晨梦。时候是早了一点，那么，再睡一会儿吧。

槐树底下的老人，被一件又大又重的黑棉袄紧裹着，烟袋锅一明一灭的，帮他驱赶着寒气。他是那样安静，那样耐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守候着熟睡的孙子。浓密的胡子上渐渐结出一层霜花，眉毛也白了。

终于，一只报晓的雄鸡首先叫起来，“喔——”不大会儿，村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雄鸡嘹亮的啼鸣，老人忽地站起身，扯住冰绳，急促地摇起来：“当当当当！……”接下去不久，这里那里也响起了铃声。寒星摇落了，晨梦摇碎了，沉睡的村庄缓缓地苏醒过来。……

那第一个摇铃的人，多半都是福淳爷。

然而铃声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有时要摇动三四遍，再挨门喊叫，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才“吱呀——吱呀”地打开。社员上工以后，又老是慢慢腾腾地干活，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福淳爷曾多次向我说过：“庄稼人越来越懒了！不像单干时那么吃苦。”这使他感到恼火，一个真正的庄稼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可是为什么会懒了呢？他想不通，我也找不到原因，只能随着唏嘘一番。干部贪污、懒惰，他可以撤职，但对社员又能怎样呢？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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