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这天，马存惠家对面的杜石朴家的大门，从早晨到现在都一直关得严严实实。其实，此刻杜石朴正在公社附近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远远看去，犹如一只伤势很重却想挣扎着活下去的野兽。此刻，他依然觉得，自己从公社礼堂溜出来的做法完全正确。否则，台上郭福山书记的讲话，定会让他痛苦不堪。

想当年，上级派到生产队来工作的干部，多次动员过他，无论是拆寺还是让你们民族的群众养哼哼，都是为了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从长远看，当然也是为了革命事业，希望你能积极带头。他说，要干你们带人去干，我一个本民族的人干这样的事，责任之大、罪过之重，是你们这些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老实说，他怕活人咒骂，也怕亡人生怒，但为了不让领导为难，能保住队长这个位子，最终还是按人家交代的去做了。

如此一来，不只惹下了深仇大恨，在那场混战中也还差点儿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谁知，事到如今，拆掉的寺又可以重新建立，本民族人养哼哼的事也宣布大错特错。领导念文件的时候，将这一切谈得那么简明扼要，仿佛只是那么一说便可以百事了结，而他却成了梨花湾老老少少心目中的仇敌。

在他看来，那时候提倡的全面发展，不过是为了怕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装一装样子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想方设法挣钱，就有被指责为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又怎么可能全面发展？而以粮为纲，才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提法。尽管谁都知道，老庄子的梨园是人老数辈才培植起来的，在那样的日子里，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增加产量，上级让他带领社员砍掉了那些梨树。

虽然也犹疑和痛苦过，但后来还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他心里清楚，那样做可是断了他们生产队最主要的来钱之路，砸了他们生产队的金饭碗，也动摇了众人跟着他这个队长干事业的决心。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自己的想法完全正确。可又有什么作用呢，鼻子大了就可以把嘴巴压了。仔细想来，他又被别人当枪使了一回，当傻瓜哄了一回。

当社员们都明白过来吃了大亏、上了大当心生抱怨的时候，当初下命令的领导又在哪里，又有谁肯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惟独我杜石朴却成了出气的筒子和挨骂、遭咒的大恶人，却还要让我吆着十三队这架破车往前走。生产队的收入那么低，不对社员采取强硬措施，车轮能往前滚动吗？多年来，我确实把不少社员当牛马吆喝过，当牲口鞭笞过，可招致而来的抱怨与忌恨，都落到了我和家人的身上。

为了开垦蚂蚱湖和蛤蟆滩的荒地，他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叶尔古拜，自己也落下了满身的病痛。那么，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每当田地重新调整的时候，上级按人头一算亩数，就数他们队里的多。为了满足某些领导塑造典型、创造政绩和实现升官愿望的需要，一次次将他们生产队的近田和良田，慷而慨之地拨给了能替领导争光赏脸抬娇子的生产队。

“你们怎能往死亏人啊？”那天，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牢骚满腹地和人家顶撞了这么一句。没过几天，人家就给他们队划拨了一些农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把他高兴坏了，总以为自己的激动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亲自勘查之后他才知道，是别的生产队曾在蚂蚱湖和蛤蟆滩开垦出的根本无法灌水的盐碱地。他找领导反映情况说，面对这样的安排，自己实在无法向本队社员群众交待。可人家的理由还怪堂皇：“你们队还有之前开出来的田地呢，总比只有新田的生产队管理起来方便。”

“团——结——就是力——量！”他没有忘记，在给他这样身份的人办的学习班上，坐在椅子上的政工人员，竟然边亲自演唱，边给他教这首歌，还双手很有节奏感地给他们打着拍子。多么激动心灵的的场面啊，多么鼓舞士气的歌声啊！无疑是付出得太多，失去的又过于滑稽和荒唐，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神经好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把梦里和现实中的事情分不清，自己和母亲的角色分不清，失去的土地和自己的孩子分不清。

他的心里格外清楚，当初自己之所以那样带领社员不要命地苦干，现在又因为失去了那些田地而痛苦不堪，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啊，担当十三生产小队领导这些年以来，自己曾无数次地参加过由大队、公社和县上一些部门举办过的各种类型的会议和专题学习班，应该说对国家给农村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了解得还比较全面。

他没有忘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了鼓励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也为了维护和尊重广大社员的自主权和自尊心，对于众人的辛苦所得，绝对不允许一平二调。这是领导在多次会议上反反复复叮嘱和提醒过的一项政策，也是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认认真真记下来的话语，并且还是他给社员群众一遍遍传达过的会议精神。

尤其让他无法忘记的是，由于基层农民对一平二调的强烈反对态度，毛主席早在1960年11月28日参考了甘肃省委的报告，就曾做出过《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其中有两句话他记得最牢。第一句是“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第二句是“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然而，在变着新花样、平来调去的现实面前，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公道、执掌公平和坚持原则。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在实际工作当中，为什么又会如此这般地胆敢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啊？你们背信弃义，不按中央精神和伟大领袖的教导办事，让我杜石朴给广大的社员群众怎样交待啊？难道是我把大家伙儿欺骗了一回又一回吗？

的确，若不是路途遥远和关卡与花费繁多，他一定要亲自去见毛主席。他要当着老人家的面告诉他，中国的事情最麻烦的就是，在最高领导层和最基层的人民中间，往往就像隔着千山万水。这中间的许多障碍，绝对不是什么很多人嚷嚷的阶级敌人造成的，而恰恰是只想多拿钱和掌大权，又不给老百姓办实事的一些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官员造成的。

他要告诉他，以后中央要像过去皇帝搞微服私访那样，要么亲自下到基层来，要么时常派靠得住的人员悄悄到基层来，到处走一走，多听一听老百姓的声音。对于那些装模做样、浮皮潦草的各种汇报，只当作参考就可以了，切不可信得太实了，当得太真了。要不然，就会吃大亏、上大当。误了大事还不知是怎么误的，毁了江山还不知道是怎么毁的。

当觉得一切都只能是空想的时候，他竟然像一个受尽委屈而又无处倾诉的老小孩似的，站在队部大屋正面墙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前，涕泗滂沱、跺脚捶胸地痛哭起来。边哭边喊，毛主席啊毛主席，我的心里话，你听到了吗？我想，你肯定会听到的，因为你在我的眼里，是一个最愿意了解百姓心声的领导啊。毛主席，你若是真的听到了我的这些真心话，就一定要时时处处提高警惕呀，一定要给咱们老百姓当家作主啊！

唉，想起来自己的命也确实够苦的。人们总说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自己这命也该有甜的时候吧。上次公社郭福山书记和大队副手李同达，到十三队给众人献了他们的一番好心。说什么要全面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要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偏颇与错误，要关心庄户人的杂七杂八，还要保证他们的性命像个性命，身子像个身子，尊严像个尊严。

社员们本来就烦透了那种只流血汗不见收入的农活，由于害怕各级长官利用权力惩治他们，才没敢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这下，可把睡着的兔子统统踢醒了。一个个撒欢撂蹦子地满世界乱跑，尽管自己还有生产队长这个名分，也难以控制啊。再说，面对这种乱了营的局面，到底该整治哪一个人才好啊？

那些收入本就不错的庄子，在这场大雪之前，就已把种春麦地里的土粪送停当了，他们生产队至今却一锹未动、一车未拉。凭着大队两位长官在会上献下的好心，大家伙儿居然放心大胆地去办自个儿的光阴了，去做自个儿的像模像样的人物了。理由还挺充足，生产队里不予解决，自个儿解决，各自为阵没有什么不好。还有人竟然套用起了一句时尚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嘛！

过去，公鸡打鸣的时候，他立马起来叫社员上工，不用抬脚伸脖子，只要发号施令，哪家的灯敢不亮，哪家的门扇敢不响？可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脚比公鸡的抬得还高，脖子伸得比公鸡的还长，人们仿佛都已钻进了地道，得到的却是冷枪暗炮——每隔一会儿就从院子里扔出来一枚驴粪蛋，莫非在骂他驴屁少放、驴粪少屙？

“嘈——，喊了这么多遍，你们还不出来干活，难道让大耳朵遮得听不见吗？”他知道，这是最厉害的一种侮辱，意思是，装作没听见的那些人，就像愚蠢、丑陋而又肮脏至极的哼哼那样。可不，再骂其他的话，比如狠抓阶级斗争之类，已经过时了，再也没人听了。若用杜家拳去收拾他们吧，他再也不敢了。想来想去，只有用这种最犯忌、最挑衅的话去刺激他们。

结果，连个人渣儿也不见。或许他们觉得，与他这种早已演变为异类的家伙计较，太不值得。的确，这样的情景，再次说明了那句俗话的正确性：“人没笼头拿纸拴，拿法敉。”同样的社员，因为上面来人传达了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央文件精神，就变得如此没法管理了。他敢说，类似这样的情况，中央在制定文件的时候，不一定会估计得很充分。领导看问题，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它的正面效应。

看来，海文那家伙的确起了不少坏作用。自从那次分红大会以后，他本人从未到队上干过一次农活，依然坚持不缴杂七杂八，也还带着庄上不少社员继续在东山里挖甘草。法不治众啊，很多人都这么搞，自己这根麦柴，又怎么能挡住一河的泛滥之水呢？就连自己的女儿阿依莎他也挡不住，说是要为她妈去挣买药治病的钱呢。

这天早上，大队高音喇叭里，播了各位队长到公社开会的通知。当时，坐在热炕上的他就曾这样想，没准儿由于这段时间，自己一次次地给长官们反映情况，还真起了一些作用，可能在这次大会上，要给像我这样的队干撑腰、打气和加油鼓劲呢，说不定还会给海文那样的人，定什么硬性的惩罚措施呢。他越想越兴奋、越盼越激动，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撒开了野。

得知队长要去公社开会，副队长张佐铭将他拦在半道上，发起了牢骚：“我有病不能到会，但你去了务必要扎扎实实地问一问上级领导，像姓海的那种野怂，他们到底还管不管，大家的事业还究竟搞不搞？不要跑到下面来，将碗大汤宽的话说下了，是非戳下了，人心煽乎得浮躁了，自己跑回去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叫我们这些老实疙瘩，天天挨人骂、时时受憋躁呢。”

张佐铭的牢骚也让他想起了老辈人曾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栽下白杨树，就会惹来黑老鸦。”他知道，那个比喻表达的是一种自作自受的因果关系。他想，领导若还想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干下去，肯定就要千方百计地理顺这种因果关系。总不能只是一味地给社员撑腰打气，而不管他们这些基层干部的为难，最终影响领导自己的工作业绩吧？

他万万没想到，公社召开的却是给类似马存惠这样的一些家伙放宽政策的大会。那么，他只能把听到的这些，当作是一种幻觉，一场梦，一阵耳旁风。并且一个劲地安慰自己，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初对方蹲大狱是为了啥，现在彻底平反又为了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要么是自己把话听错了，要么是郭福山书记把文件念错了。

若果真这样搞，不只是把马存惠那样的老虎从铁笼子里放了出来，也还把我们这些当初积极响应上面号召，并亲自整治过老虎的人又装进了铁笼子里边。不可能，不可能，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都是国家政策，怎能当儿戏地耍，说变就变呢？怎能作弄我们这些本分人，亏待曾经立下过非凡功劳的积极分子呢？

多少年来，在那个老大难生产队里，本就没什么像样的劳动收入，但社员们为啥还能任凭他当牛作马的使唤呢？说到底，多亏了以往那些强硬政策的帮忙助力。谁不听话，就搞谁的阶级斗争，说穿了就是修理谁。正是靠那样的紧箍咒，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正是靠那条看不见的隐形鞭子，打黄牛、惊黑牛、吓得黧牛伸舌头，才将十三队这架破烂车拉着朝前滚动的。

那胖乎乎而又善于察颜观色的郭福山书记，似乎已经猜出了他的心思，在台上一个劲地开导说，这是真真格格的事情，希望各位队干部，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不要左顾右盼，更不要只是等待。回去以后，要尽快抓紧落实！听到这些，杜石朴觉得自己不但矮了半截，就连活人的底气也不那么足了。

反正要圆要扁，都由你们的嘴巴说，轻松而自然，从容而轻巧，可是为难和灾害都给我们这些队干撂下了。对马存惠那样的老虎都要开恩大赦，那么像海文那种已经撒野的牲口，又怎样来管理？想到这里，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剪熬，霍地站起来，耸耸山羊皮袄，狠狠瞪了台上郭福山书记一眼，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公社礼堂。

放眼看去，雪海尽头十三队村庄的轮廓，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这种情景，不禁让他的心里一阵凄凉和空落。莫非那庄子从今往后，真的就不再属自己管了？去年，每个劳动日净增了几分钱，却给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要知道，在那样的穷窝窝里，能飞出几个小小的麻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来，还想凭借期待的会议精神，重整旗鼓迈开大步继续朝前走，却出现了完全与此相反的情况，又怎能不让他沮丧和颓唐呢？

过去，每当听到人生如梦这类话，他只是付之一笑，总觉得那种说法过于夸张、玄乎和离谱。现在，才体味到了那些话的深刻性和穿透力，同时也感到了光阴的匆忙与恍惚。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已是上年岁的人了，身子不像以前那样硬朗了，没准哪天哪个时辰，自己的人生之梦就要结束。每每想到这些，心头总会掠过一丝惊恐，也总会让他的整个生命充满几分寒意。

即使到了坟坑，又怎能安宁呢？一辈子为人，大部分心血全都浇灌到了大集体这棵树根上，可一直开的都是窝囊花，结的都是丧气果，你还叫什么领导？不但无脸去见前辈先人，就连先你而去的娃芽芽叶尔古拜，也无法面对呀。他肯定会说，爹，当初你不是不搭理我，非要那事业不可吗？怎么事业没搞成，又把你也搞到这里来了？是啊，就连自己家的那些先辈的亡灵，恐怕也会由于自己搞下的那些扫兴事情，再也无脸回到家乡探望和感受血缘亲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