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终结，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

我不忍说“曾经”，说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

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如勺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

只有湖还在，宁静如日本俳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嬉戏过。

那时候，还是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

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屈辱的出使。

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

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一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圆明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春园……

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像流传下来。

以致我每每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一页发现“写于京西xx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

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

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

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未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仅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

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

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

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

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

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早已不见了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

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溜冰。

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

在燕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

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洲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

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挣扎。

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

瀚海就是天堂吗？

清醒就是沉醉吗？

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谁知道我的昨日生不是这条悲壮的石鱼，谁知道这条悲壮的石鱼不是我的明日生？

我害怕惊醒居住在冰层下的诗人的灵魂，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让滚烫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溅落到石鱼的头上。

或许，过不了多久，泪水就会凝成冰珠。

这里没有光阴的概念，草的枯荣不代表什么。

中文系在五院，小楼的墙壁被爬墙藤密密地覆盖住了。

草比人顽强，草在这儿扎根、并且繁衍，而无论怎样优秀的学生一年就得换一批。

五院破旧的二层小楼一年四季都在修修补补。

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群民工在走廊里忙碌着，或者粉刷墙壁，或者装饰天花板，或者更换门窗。

这种繁忙的场景使人怀疑：或许这群民工才是这座小楼的主人。

据说，从一院到六院，许多院落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温柔如春水的冰心就曾居住于此，在漆黑的走廊里，恍惚跃动着一群民国女士的裙角。

一股厚重的油漆与水泥的气味扑面而来，先生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气味里撰写高深莫测的文章。

窗外，院子里的草疯狂地生长，像在跟谁挑战一般。

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呀，草的下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

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

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

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

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

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里。

封闭的空间，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了，咬不住时间的手指。

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彩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下面爆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

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

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

窗户整个冬天都紧关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

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骚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

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

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土脑的校警，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

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

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有二锅头，更多的是燕京啤酒。

空瓶子亲吻水泥地时声音悦耳，破碎的玻璃片在树根下放射着斑斓的光泽。

我总算感觉到时空的更替与流转，在一中午的蝉鸣里，酒瓶的悲剧简直就是贝多芬的《命运》。

风从湖边吹来，罕有的温润。

忽然想起军训时代的一桩趣事来。

教官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同学大骂不止。

这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同学，竟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北大学生！

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定比所有的粗话还要“恶毒”，飞扬跋扈的教官面目狰狞地扭头而去。

显然，某个语词令他无法抗衡。

那时，我们把这种命名当作屈辱生涯中仅存的一种荣誉；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湖光塔影之间时，却又开始忘却这种真正的荣誉。

这种荣誉还能维持多久呢？

若干年后，同龄人们的语气是否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背着沉重的书包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背后的灯光依次熄灭，仿佛有双手跟着我追。

踏着雪泥走在燕南园的矮墙外，空气轻微地震动，使树枝上的几片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

雪花格外意深，帮我沉默。

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还醒着。

燕南园的深处似乎还亮着一盏枯黄的灯，看不真切。

一句偈语涌上愕然的心头：“饭颗山头饭颗生，莲花灯下莲花起”。

我俨然成了灯下读经的主人——那位主人，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那位主人，可与塔和湖一样年长？

此刻，就缺少犬吠了，否则我便成为唐时的风雪夜归人。

那些独行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舔着我的脚印。

几座新建的大楼挡住了黝黑的塔影，而湖在哪个方向呢？

我迷糊了。

两句《牡丹亭》的唱词涌上我的喉头，尽管我依旧沉默。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唱春天，现在却是冬天；那是唱南方，这儿却是北方。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这两句唱词，就像林黛玉想起“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一样，带着彻彻底底的绝望的心情。

我又一次走向塔。

围墙外，有一根张牙舞爪的烟囱，比塔还要高。

完美的构图被破坏了，照不了一张只有塔的照片，塔的旁边是无法回避的烟囱。

烟囱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呢？

因为烟囱不是“人文景观”，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

我只记得法国摄影家马格·吕布七十年代到中国拍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冰冻的未名湖、湖面上滑冰的大学生、寂寥的塔以及滚滚冒烟、欣欣向荣的的大烟囱，许多朋友都恨这根烟囱，我却不恨。

坐在枫岛上望这对“兄弟”的时候，我想：缺了烟囱，怕塔也要逊色许多吧？

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我的眼角是一湖的水，这些水曾溢满几代人的眸子。

塔在湖的一角，孑然而立。

许多年以前，塔门便锁住了，没有登临的可能。

记得我到北大的第一天，兴致勃勃地去看未名湖，却在偌大的校园里迷失了方向。

只好红着脸怯生生地问一名老生：“未名湖怎么走？”“那边不是？

见到塔就见到湖了。”他指了指突兀于郁郁的树荫之中的塔尖。

我便沿着塔的方向走，终于走到了湖边。

塔成了我开启这座迷宫般的校园的第一把钥匙。

湖动，塔静；湖是阴，塔是阳；湖躺着，塔立着；湖谦逊，塔高傲；湖依偎大地，塔向往天空；湖容纳游鱼，塔呼唤飞鸟。

焦灼的时候，可以来触摸湖的妥贴；软弱的时候，可以来汲取塔的耿介。

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

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年轻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那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人们已然不笑亦不哭。

湖光塔影之间，还有一个人在行走。

行走的这人是我吗？

这个人是我，这个人的背已驼，足已跛。

这个人衣衫褴褛，行囊里全是书籍。

在这个不纯真的年代里，未名湖像孕妇一样忍耐痛苦；在这个纯真的年代，博雅塔像幽灵一样撕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