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当今的文坛和学界几乎无法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时候，我便将目光转移到一百年之前。

结果我惊奇地发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富于挑战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题，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已经遇到了。

上个世纪之交的知识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们的努力大都失败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都选择了那种最坏的选择，连“次坏”的那种也未能成为选择，比如一八九八年，比如一九四五年。

史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以舟过三峡来比喻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谓相当贴切：“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

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

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

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

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

在急流险滩之间，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戊戌之后的五四那代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悲剧英雄？

他们的苦涩、他们的寂寞，又有多少后人感同身受呢？

这一转型至今仍然未能完成。

我痛苦地发现，今天我们的处境与一百年前是何等的相似：尽管我们不再面对被列强瓜分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尽管我们拥有了氢弹和宇航员，以及奥林匹克硕果累累的金牌，但直到今天，文化、道德伦理和社会基本价值的溃败之势仍未得以扭转。

社会组织机制尤其是基本的国民信仰仍未由“失序”状态转入“有序”状态，文明的更迭与重建尚未全面启动。

我们身边充斥着这样一些坏消息：“有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泛滥，“卖血村”和“艾滋村”的蔓延，以及残疾人易子而杀、宝马车草菅人命的悲剧等等，这些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那么，在此背景下，探究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那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将为今天提供富有刺激性的启发：病根究竟是何时埋下的？

先贤是如何看待这些病症的？

他们开出了哪些有效或无效的药方？

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根治这些严峻的病症？

对我来说，历史性的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乃是生命的撞击和灵魂的相遇。

关于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台湾专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王尔敏先生指出：“治思想史较一思想家尤其为难，即必须具备天资，有高度之敏感力与同情心，并须胸怀恢阔，能包罗全局。

由是始可有特出见地，重大发现，以及达成公正之结论。”学问之难，不在读书之多少，亦不在勤勉程度之差异，而在于王氏所强调之“敏感力”、“同情心”与“全局观念”。

这三者恰恰是如今学者最匮乏的素质，我亦竭力追求之。

陈平原先生将学术史研究分为三个维度，即“学术史”、“学术规范”和“学人活法”。

曾经写过《新潮学案》和《九谒先生书》的夏中义先生，即十分关注对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他的研究工作重在考量“学人活法”即“学魂”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现代演化。

而对于这种“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暨学人灵魂史”的研究，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当我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时空中，与一个又一个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存在相遇时，我会兴奋地倾听他们神采飞扬的言论，并参与到一场场也许没有最终结果的对话与辩难之中。

这样的经历，对自己的灵魂来说是一种激励、安慰与照亮。

夏中义先生曾充满感情地谈到：“先哲仙逝久矣，但其亡灵未亡，还分明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字里行间，活在其亲人、弟子的深情缅怀中，更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深远影响里。

但若你不去自觉、细心地打捞，搜集，且审慎地重估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它们又迟早将封存在淡忘乃至遗忘的坟墓里。

‘盗墓’之功能则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将先哲的精神遗产置于新世纪的阳光下加以重新审视，既可给我，或许也可给我的同仁及弟子以启迪，以期读出遗产之凝重。

因为这不仅是用先哲的智慧，也是用先哲的血泪，更是用先哲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而凝成的世纪性精神遗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不是已经过去的“昨天”，因为“昨天”里正孕育着“今天”和“明天”，或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自己的“现实关怀”就重于“历史好奇心”，换言之，我的“历史好奇心”是在“现实关怀”的驱动下展开的。

具体来说，我对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是一种对观察和研究对象的随心所欲的选择。

与其说我密切关注的是“他们”的命运，不如说我更关心我自己的命运——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创造力和想象力，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人格，反过来，也就洞悉了他们的局限性和致命弱点，这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提升我的生命质量来说均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的答辩之后，一晃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年在北大写作这篇论文时的情形，与在北大七年的学生时代一样，一半依稀，一半真切。

我告别了北大——北大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驿站，而不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因为如今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北大早已不是精神流浪者们的庇护所。

离开北大之后，我“被迫”开始了作为“独立写作者”的生活——我不喜欢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似是而非的定义，因为在今天谈论“自由”是一件过于奢侈和虚空的事情。

“自由”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失去了许多某些人看起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所有这些代价都是为“自由”而付出的。

五年过去了，再回过头去看，这样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虽然我不在一所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构里面任职并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但我照样可以做自己的学问，随心所欲而不必“戴着镣铐跳舞”。

我的学术文章的写作，完全在自由的心态下进行的，它与学位无关、与职称无关，与所谓的“核心期刊”无关，而只与我的兴趣和志向有关。

这是何等幸福的状态啊。

因此，我要感谢上帝对我人生的安排。

在离开北大之后的五年间，虽然少有写作此类比较学术化的论文——我写作最多的是匕首和投枪式的短文，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我所写的每一篇论文至少都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

我注意到，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此一领域内又有若干优秀的研究论著、译著出版与发表，它们都给予我以丰富的启发与参照。

在去各地漫游的旅途中，每逢大小书店，我必寻觅有关的学术著作。

甚至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也不时有令我惊喜的发现。

另外，一有机会，我便与这一领域的优秀学者们讨论相关的话题，从中获益良多。

于是，我对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亦有诸多新的认识。

比如，在我的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中涉及的清末报业的发展状况、近代文体的变迁及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一系列互为因果的问题，经过与若干师友的讨论，我的看法也不断地深化之中。

仅就《知新报研究》的修改而论，在二零零五年的春夏之交，我重新点开这篇在电脑中“休眠”了许久的论文，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补充。

这篇论文虽然“休眠”了许久，但一直都在让我“牵肠挂肚”、割舍不下。

就像雕塑家精心打磨一尊塑像的面容一样，这次的修改甚至比当年写作初稿的时候还要辛苦。

虽然大的框架没有变化，但每个细小的论点我都反复斟酌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句子都作过润饰和修订。

修改完成之后，论文的篇幅从原来的八万多字扩展到现在的十四万字。

我的其他论文的修改过程，大致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我的十多本书中，这本论文集确实是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本——当然，由于内容的限制，它也许是读者最少的一本。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反比”。

从这本论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论文（《苍波何处问曼殊——略论苏曼殊〈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写于一九九六年）到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论文（《“拚却名声，以顾大局”——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写于二零零五年），横亘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这可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啊。

这些文章曾陆陆续续地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但集中起来观察，却又有一番别样的风貌。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但愚钝如我，十年的时间亦未能磨出一把锋利的宝剑来。

无论如何，相当幸运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以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鄂、曾朴、苏曼殊、鲁迅等一群伟大的知识人相遇和相知，成为他们的朋友与学生。

在这一过程中，我领悟到，不朽的生命、不朽的思想和不朽的文字是存在的，人类因此而谦卑，人类因此而自信，人类因此而迥异于其他的生物。

一本书终于完成了，此时往往是最累的时候，如同母亲的分娩。

一个阶段的生命也就告别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像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一样缓缓展开，我以感恩的心对待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深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永远都是一项带有深深的遗憾的事业，这本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不可能达到所谓“尽善尽美”的程度。

每篇论文中都仍然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谬误，以等待方家的斧正。

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珍惜地把这本论文集看作自己的一个宝贝的孩子——这本名为《彷徨英雄路》的论文集虽然完成了、出版了，但我依然“在路上”。

在寂寞的学术道路上，我还会与更多的师长和朋友们相遇。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酷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