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写道：他的迂渐渐地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走路了，但拿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

这办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到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是他的朋友。

是的，你可以控制纸上的世界，在你的作品中，感情细腻得像一根头发；但是，你还是没有学会怎样与女***往，你迟钝得像一只蜗牛。

然而，你对先生的关心却无微不至，有先生的回忆为证：“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我可以想像得到你与先生一起出行时的尴尬，整个大上海再也找不到第三个像你们俩这样狼狈的人了。

你自己的笔下汹涌着血泪的文字，《奴隶》、《旧时代之歌》、《二月》、《三姊妹》……

还有你最喜欢的苏俄作家高尔基的译文。

你趴在狭小的桌子上，写故乡的宅院，写忧伤的田野，写母亲的白发和孩子的笑脸。

如果一直写下去，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写下一套摆满一格书架的全集，因为你的勤勉，因为你的纯真。

然而，你却成了一颗被碾碎的种子。

女作家筱敏在散文《种子是不该磨粉的》中，写到了这样一种悲怆的命运：他是一颗种子，他是应该播种的，他不能磨粉。

然而他一下就被碾碎了。

他是一颗种子，饱吮地力，能把一个春季顶出地面。

然而他一下子就被碾碎了。

他是一颗种子，有无限的蕴蓄，有无限的可能，他正等待着向世界展开，世界也等待着向他展开，这是一个永恒的默契。

然而他一下子就被碾碎了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没有拒绝“不应该”——在那无边的黑暗中，做一个作家也就是做一个战士。

你努力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当密集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你缓缓倒下，你的眼镜也摔碎了。

惨死你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今年，我也正好二十九岁。

你被死亡定格成了我永远的同龄人，而我将与你擦肩而过。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那么，还没有满三十岁就离开人间的你，最后也没有“立”起来？

不。

你“立”起来了，立成一块纪念碑，立成一盏不灭的火焰，立成一朵不凋的鲜花。

关于你的死亡，鲁迅先生在《柔石小传》中写道：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处决，身中十弹。

前后不到半个多月。

一开始，你没有发现死亡的阴影，你还在向难友殷夫学习德语，你还想今后能够翻译更多的文字出来。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将再一次上演。

老鹰将啄开你的肚子、叼走你的心。

此后，蘸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们蜂拥而上。

你不痛恨他们，你怜悯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这个国度里，仿佛什么都匮乏，就是不缺少青年的鲜血。

先生沉痛地写道：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先生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呢？

你死之后五年，同样的子弹击穿了瞿秋白的胸膛。

真诚换来背叛、无私换来***、挚爱换来白眼，你们死于同样的原因。

你们都是书生而非政客，你们都是鲁迅先生最好的朋友。

你们是真相的揭示者，你们是谎言最大的敌人，因此你们不得不死。

再坚硬的石头也抵挡不了那种叫“枪”的东西——有人说那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更何况你是一颗“柔软的石头”呢。

你还来不及呼喊就倒下了，没有电影里渲染的那样壮烈。

也有目击者说，你中弹后还没有死去，你是被残忍地活埋的。

这是寒冷的二月，龙华的桃花还没有开，你们再也看不到了。

但是，在那片你们被埋葬的土地上，必将生长出如鲜血般鲜艳的桃花。

四年之前，当《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拿到了样书，并怀着喜悦与遗憾交织的感情重新它——同时，也是我的一段青春、一缕柔情与一片侠骨。

说喜悦，因为《火与冰》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

在此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只能零零星星地散见于一些非常边缘的报刊上——而且，问世的还是其中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些篇章，最好的文字被深深地埋葬在抽屉之中。

记得还是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教官突然告诉我们说，北大的老师来看望你们了。

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冰山上的来客”般遥远的消息。

虽然我们考上北大已经大半年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北大的校门——我们是拿着通知书、带着《毛泽东选集》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

几个月以来刻板而痛苦的训练和说教，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我每天都在憧憬着北大校园的湖光塔影。

虽然见不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了，也见不到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启蒙先驱们了，但北大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没有淡薄。

我多么渴望见到北大的老师们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像跟我有着骨肉联系的亲人们一样。

会见的时候，改变了陆军学院的“中队”和“区队”的编制，而按照系别来安排。

于是，在一间教室里，我们四十多个中文系九二级的学生见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以及几位年轻的班主任。

然而，会见的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情。

孙先生简短的讲话一直很严肃，而那几位看上去不到还三十岁的年轻老师更显得冷淡，没有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关心和安慰——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刻。

老师讲完之后，就是学生提问的时间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问起北大里的一切，幼稚而热忱。

我也鼓起勇气问孙先生：“老师，北大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会不会出学生的作品？”孙先生绷着脸回答说：“北大有出版社，不过一般出版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出版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

我还想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鼓励学生当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孙先生的回答是真实的。

的确，将近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看到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哪个学生的作品，无论他是如何的优秀。

但是，当时孙先生的回答如同给了我一记当头的棒喝。

那时，我手头已经积攒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正想寻找机会出版呢。

而孙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

对于少年人来说，文学是亲切的、温柔的、甜蜜的，而学术则是严肃的、僵硬的、高傲的，显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而疏远后者。

孙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

然而，我却认为，教育不应划定一个模式和界限，学生最后究竟是成为一个学者还是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应当让他的天赋得以自由的发展。

那时，我哪里敢与孙先生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文学梦。

第二年正式进入北大之后，除了听课——包括专业课、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以及五花八门的讲座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在我那洗得发白的牛仔包中，是砖头一样厚的书籍，书页间是我的稿子。

在流水和落叶的交错中，在青草和白云的转换里，我的文字也一页接着一页地积攒下来。

我没有考虑过我写的是什么——是散文，是随笔？

是杂文，还是笔记？

北大中文系有两个悠远的传统，一个是校园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试验诗歌的传统，晦涩艰深的先锋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北大人最愿意尝试和沉迷的文体；另一个就是严肃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考据和注释的传统，写作那种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论文是另一些有远大抱负的北大学子的梦想所在。

我对这两种选择都充满了敬意，但我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生。

我愿意按照我生命的本来状态来写作，至于这种写作应当怎样命名，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末流的问题。

在每年的假期里，我会积攒下来一点点稿费。

利用这几百元钱的稿费，我请人将这学期写作的文字打印出来，然后复制、装订成二三十份。

到了下学期的开学，再送给老师和朋友，请他们指点。

于是，这些文字便开始在朋友和师长之间流传开来。

有一段时期，我的一本名叫《思人》的文稿，刚刚打印了一半，就没有后续的经费了。

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昝爱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城里赶到北大，捎给我一千元钱。

昝爱宗并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家小小的报社当记者，怀着纯真、青春与理想，奔波在风沙扑面的京城。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才一千多块钱。

每个月他得应付昂贵的房租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开支。

这笔钱是他好几个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我把他的情谊深藏在内心深处。

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这样的朋友，这是多余的礼节。

在《火与冰》正式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编辑了四本文稿：《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每本从十万字到二十多万字不等。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本粗糙的打印稿，慢慢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流传开来。

而《火与冰》中的若干文章，便是从这些简陋的小册子中挑选出来的。

《火与冰》的出版，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钱理群先生邀请我参加一次名为“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研讨会。

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连研究的门径都还没有进入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参加全部都是第一流学者出席的学术讨论会？

可是，钱先生鼓励我说，鲁迅研究界的研究者们年龄普遍都偏大，这些年来已经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危机。

他们希望鲁迅研究能够多吸引一些青年人参加，他们也愿意多倾听些青年人的声音。

年轻人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出席了一次学术会议。

会议的组织者是萧军先生的儿子萧鸣。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许多让我景仰的学者：王得后、王乾坤、张梦阳、徐麟、孙郁、王世家、朱正、高远东、摩罗……

以及两位一生致力于绘画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与王伟君夫妇。

此后的几年来，这些学者大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会后，我将自己作品的打印稿送给诸位先生请他们指正。

孙郁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开始积极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操心。

他认识了出版商贺雄飞先生，并将我的稿件转交给他，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

颇有眼光的贺先生，是在返回内蒙的火车上读完书稿的，据他后来说，那个在火车上的夜晚，“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灯光。”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贺先生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愿意投资出版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