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身体对世界的感受也跟正常人不一样。

罗兰·巴特把人的身体看作特殊的符号和修辞学，他认为“自我”的存在由躯体来保证。

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

这一部分残缺了，人的体验也就陌生了。

于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遇到了“惑”——惑即距离，空间的开拓，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灵的寻觅，写作因此遥遥无期，《命若琴弦》中，瞎眼艺人的把琴弦指认为光明。

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就找到了医好眼睛的药方，这种说法把目的手段化了。

的结尾和开头是一模一样的，在陈凯歌的电镜《边走边唱》中，画面更为动人：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

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身体的残缺是无法改变的，但对残缺的态度却可以改变。

正如史铁生所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

我想走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相对于史铁生而言，当代作家群中不乏潘安、西施类的美男女，更不乏精力过人、行如风、坐如钟的超健康者，但健美的形体却成了他们存在之累——他们整天想着如何给躯干穿上万贯皮裘，如何让肠胃享受龙虾鱼翅，如何使面容在电视里出尽风头，如何把名字挤上报纸的头版头条。

他们一天比一天丑陋。

我相信，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史铁生——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丝羞愧之心的话。

正如光明的定义只有在黑夜中活了一辈子的海伦才能给出，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们所熟悉的光明黯然失色；美的定义也只有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这里没有烟火色、没有暴戾心、没有铜臭味、没有血腥气的文字，如冬日的阳光春日的雨。

写作之于史铁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光荣，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与残缺一样，是一种命运。

老子说：“大成若缺”。

所有的武侠都是这四个字的注释。

谁是白痴读《山海经》，也许是巧合，随便一翻便是那则“夸父逐日”的故事。

整则记载只有三十五个字：夸父与日逐走，入日。

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

华夏族不像古希腊人和玛雅人，对太阳有绝对的崇拜，但“夸父逐日”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华夏先民与太阳之间神秘的联系。

在那灼人的阳光之下，夸父古铜色的脸庞上汗珠闪闪。

我想像不出夸父巨人的身躯是什么模样——能将河、渭之水饮尽，气魄之大，恐龙与之相比，大概只是蝼蚁吧。

但我想象得出夸父的心灵：单纯、热烈、固执。

在古代是一颗英雄的心，在今天则会被看作白痴的心。

谁是白痴呢？

我想，夸父临死时候的弃杖之举，表明他依旧深爱此生。

一片邓林，与他无涉，为的只是给后人遮荫。

在他接受失败的时刻，成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安慰他。

雅斯贝尔斯说过：“在原始的想像里，悲剧和悲剧解脱是绾系在一起的。

悲剧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夸父的毁灭是对作为目的的理想的否定和对作为过程的理想的肯定，“日”已然是一个被悬置的空洞的概念，而生命的本质结晶在动词“追”的上面。

夸父以纯粹的白痴的举动，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平原上，行走着一主一仆，一马一骡。

瘦骑士和瘦马在阳光的斜照中十分惹眼。

远外矗立着几十架推转石磨的高大风车，堂·吉诃德兴奋地说：“运道的安排太好了。

你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要把他们一一杀死。”桑丘说：“您看清楚了，那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这时，风刮动了风车的翅翼，堂·吉诃德的战斗激情高涨。

他用盾牌遮住前胸，托稳长枪，踢着驽辛难得，奔向第一架风车。

他还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不要跑！

我要跟你们一决高下！

你们面对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无畏骑士！”他一枪刺出，正好刺中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在风车中转得更猛，立刻把枪杆撅断了，一股巨大的劲道把他连人带马扫了出去，翻腾踢滚，狼狈不堪。

我倾向于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举动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人类意识到，想像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

而白痴，以骑士的身份战斗，战场却被魔法师装进了宝葫芦。

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校园里的塞万提斯像前，我苦苦冥想：这位真正的战斗者为什么要精心描述这一幕？

为什么要选择风车作为堂·吉诃德的敌人？

塞翁在饱受海盗折磨的时刻，大概就已经发现了近代世界所包孕的荒谬性：他为国王而战与堂吉·诃德为并不存在的“原则”而战，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真理是钢丝，是让人踩的，你不踩它，它高高地横亘在那里，朝你冷笑。

堂·吉诃德是第一个受不了冷笑的人。

他便成了白痴。

悬崖上的钢丝绷紧了。

而风车不动声色地转着，带着半截堂·吉诃德的长枪。

谁去拔下那半截长枪？

于是，阴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白痴》。

当卑鄙的加尼亚挥拳朝妹妹死命打去的时候，梅什金公爵站在他和他妹妹中间，浑身颤抖着。

“你是要永远挡住我的路吧！”加尼亚咆哮着把妹妹的手甩开，接着就用那只腾出来的手，极其疯狂地狠狠一抡，打了公爵一个耳光。

喊声四起。

公爵面色苍白。

他用奇怪的责备目光瞪了加尼亚一眼；他的嘴唇哆嗦着。

竭力想说点什么；他奇怪地，完全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把嘴唇都扭歪了。

“来吧，我随你打……

反正我不能让她……

挨打……”末了他轻声说道；但是他忽然忍不住了。

就撇开加尼亚，双手捂面，向屋角走去，面对墙壁断断续续地说：“啊，您会为这种举动羞愧得无地自容的！”这一瞬间，女主人公菲利波夫娜意识到：“我的确曾在哪儿看见过他的脸！”是的，这是一张曾在十字架上呻吟的脸。

这张脸受到凶猛的殴打，显得浮肿，带着可怕的、血污的伤痕。

这是上帝的儿子的脸。

这幕百字场景，意义足以涵盖庞大的《战争与和平》。

梅什金以他的温顺，拔下了堂·吉诃德留下的半截长枪——而这正是拿破仑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事情。

梅什金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呢？

用***、恐惧、喜悦、吉利、绝望、美、未来、丑、奴役、自由这些“没有重量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路堵死了：世上的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

夸父是悲剧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喜剧的主人公，而梅什金则是正剧的主人公。

白痴成为正剧的主人公，正剧便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所有人都被关进绝望的地下室。

白痴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他们指认为白痴。

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被用来焚书；安徒生童话里的夜莺，在皇帝的烤箱里；大观园倾覆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一页一页地读佛经，“如是我闻”四个字模糊成了“你是白痴”。

谁是白痴呢？

最聪明的人还是最愚蠢的人？

在布尔加科夫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大师被囚禁在疯人院里——谁离真理最近，谁就是白痴，太阳灼伤纤弱的眸子。

就好像斑马线一样，亮着红灯硬要走，必然丧生车轮下。

二十世纪是一个对待白痴比任何时代都要残酷的世纪，我不仅仅指希特勒的焚尸炉，也指斑马线和红绿灯——要是夸父走来，堂·吉诃德走来，梅什金走来，他们怎么办呢？

田野里有一粒麦子，它不发芽。

这才是真正的麦子，真正的白痴。

5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

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

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

母亲也陪着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

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

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

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

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

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

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

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

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

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

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

《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

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

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

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

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

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

他在《圣经》上读到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

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

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去掉他口吃的毛病。

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

他想像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

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

这一沉重的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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