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与湖分别处于对立的一极，提醒着人们保持残存的一部分记忆。

塔与湖都知道，身边行走的这些人都不再是昔日的知己了。

但它们依然像昔日那样存在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那是怎样一种凄美而悲壮的情景啊！

让愿意枯萎的尽量枯萎，让愿意腐烂的尽量腐烂，让愿意生长的尽量生长，让愿意燃烧的尽量燃烧，让安居者继续安居，让漂泊者继续漂泊。

最后，塔依然是塔，湖依然是湖，我们依然是我们。

世界真的会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熄灭”么？

那一天，没有烈日，北中国的风沙扑打着青年们鲜活的脸庞。

那一天，因为承载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而载入中国的现代历史。

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指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因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被载入史册。

在这个新纪元中，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向往已经同新型的国际政治上的觉醒和广泛的新的社会意识结合在一起了。”八十年以后，我们重走“五四”路。

“我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和他身边的几名研究生。

对历史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献本身是不够的，那样的研究未免显得苍白和单薄。

关于“五四”历史意义的阐发远远比关于“五四”本身的描述要充分，正如“五四”的亲历者孙伏园所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回忆五四运动当年》）在后人尽量发挥“五四”这一历史事件外延的同时，也忽略了“五四”的若干细节。

例如，究竟是谁第一个冲进赵家楼的、究竟是谁点燃烧赵家楼的那把火，“五四”之后没几年，就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五四”好像在我们身边，其实“五四”离我们很遥远。

作为“五四”的受益者和热爱者，当我走上昔日的“五四”之路时，真有点情不自禁了。

真正的记忆是关于细节的记忆。

上午九时，我们从北京大学西门，也就是当年的燕京大学正门乘车前往老北大的红楼。

在车上，陈老师说，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青年真正回忆，这次重走“五四”之路，是希望寻找一种“回到现场”的较为真切的历史感受。

接着，陈老师递给我们两张地图，一张是一九一九年的北京地图，另一张是“五四”学生游行的路线图。

街道的名字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整个城市的轮廓毕竟基本保留下来。

今天，北京是阴天。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北京空气污染程度的一日千里，北京也几乎成为又一个“雾都”。

那么，八十年前的那天呢？

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一九一九年五月初的天气：一日有雨，二日放晴，三日夜里起风，四日“昙”（即多云）。

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户外活动。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是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

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回忆五四》）。

而王统照的描写更加仔细：“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回忆往往掺杂着某些诗意的成分，如果那一天不是发生了那一系列的事件，对那一天的描述也许就是平淡无奇的。

今天北京的交通也够糟糕了，车开开堵堵跑了一个小时，我们才到达位于景山旁边的沙滩红楼。

红楼现在归国家文物局使用，倒也不算明珠暗投。

在一九五二年北京大学迁到西郊燕园之前，由比利时建筑师设计的红楼一直就是北大的象征，就是“五四”的象征，就是新青年的象征。

我们到达红楼的时间是上午十时。

八十年前的五月四日是星期天，那一天的上午十时，学生代表们已经聚集在法政学校里举行会议。

当时的法政学校位于西城的太仆寺街。

学生代表们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上通过五项决议。

其中一条决定了当天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东交民巷，转向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商业区。

而北大校内的学生也渐渐开始集结。

到了上午十一点，教育部的一名司长来北大劝说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但是被学生拒绝。

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跟着学生队伍到了天安门。

八十多年风雨的洗礼，红楼风采依旧。

我们站在红楼前，遥想当年的学长们的长衫与围巾。

他们跟我们一样年轻，甚至比我们还要年轻。

他们在一种古老文明倾覆的痛苦中挣扎着，他们即将熄灭的青春被一根火柴所点燃。

八十多年以后的红楼，比起当年来，也许更加凝重厚实。

在砖头的缝隙里，我企图抠出八十年前几声清脆的谈笑。

我正沉思着，师兄催我赶快启程。

八十年前，相同的时刻，北大的学生们从这里整队出发。

我们沿着北河沿、南河沿向天安门进发。

这儿原来有一条河，说是河，不过是臭水沟罢了。

老学长刘复有一篇题为《“北大河”》的文章，提到当时的北大人把这条河看作像校舍里的东西一样宝贵，还希望同学们都动起手来，在河边种树，“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柳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之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仁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帮助。”这是刘复的美好期望，而“北大河”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并不太繁华的街道。

沿路走数百米，按照地图上的标识，理应是老北大法科的所在地。

但我们在附近搜寻了许久也没有发现法科大楼的蛛丝马迹，想来早已拆除。

从陈老师随身携带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原法科的大楼、模拟法庭等建筑全是西洋风格，颇有气势。

再往前，过东安门，顺着紫禁城外的红墙走一段，就到了天安门广场。

民国时代的天安门广场比现有的广场规模要小得多。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一点半，三千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二十世纪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圣洁的灵魂在这里聚集。

天安门本来是统治者耀武扬威的地方，第一次有这么多青春的生命在这里闪烁。

而在他们的旁边，步兵统领吴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军警眈眈相向。

北大学生因为应付教育部的那个官员，所以晚到了一阵。

然后，集会开始，散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

我们沿着广场东侧往南走。

当年的中华门、正阳门已经拆除，从今天的广场的状貌上，我尽量勾勒它昔日的面貌。

但是，现在的广场正在全面整修，四面都密不透风地围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相当嘈杂的工地。

面对这个嘈杂的工地，我很难找到历史的“在场感”。

历史就像河水一样，是流动的，因而无法回复。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两点多，学生队伍离开广场，向东交民巷进发。

在队伍的最前面，学生举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随后是一幅讽刺性的中国传统挽联：“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泪挽”。

此后的游行路线就比较准确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有充分的叙述。

陈平原老师发现的一则材料说得最清楚，这是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岐昌给上司的报告：“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遂被阻止。

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获通行。

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长安街南行，经米市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出东口往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还多亏了这个敬业的宪兵，为我们留下了一则翔实的历史资料。

而且，他的描写文从字顺，有条不紊。

参照这条线路，我们穿过一条往东的小巷，找到了当年的美国使馆，现在充作民生银行总部。

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西式建筑，大概不久前刚刚整修过，让人觉得好像是从上海滩搬运过来的，跟几分钟前感受的北京古都的风韵格格不入。

当时，游行的学生到达东交民巷西口，被中国警察拦住。

使馆区享受治外法权，北洋政府当然不敢放学生队伍进去。

于是，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入内会见美国公使，其中有两个是将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出风头的人物：罗家伦和张国焘。

美国使馆的官员对中国学生抱同情的态度，据英国人在华创办的《字西林报周刊》报道，美国公使馆首席秘书恰好担任东交民巷的警长，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中国学生进入使馆区，因为他们没有武装，除了递交信件外没有其他要求。

但是，中国的警察得到命令进行阻拦。

美国公使芮恩施那天刚好不在使馆，他在回忆录中庆幸自己“逃掉了这一次严重的考验”，但他同时承认，中国学生的游行是“创造历史的广泛的学生运动的第一步”，“他们的爱国热忱达到了沸点”。

我们继续往东走，走了一段当年游行学生没有办法走的路程，到达了日本使馆。

本来学生们计划要到日本使馆来示威的，可是受到军警的阻拦，计划没有实现。

昔日的日本使馆今天被当作北京市委某部门的宿舍，修建了不少火柴盒式的楼房，大约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今天的传达室，有一半是当年的传达室。

这一半是一间灰砖小屋，还保存得十分完好，建筑洗练利落，又不无韵致，相比之下新修的那一半就难看死了。

而里面的房屋几乎全部拆除，就只剩下一进的小院子。

一名老住户说，她在很多年以前听说这里曾经是日本使馆。

我们的推测得到了证实，个个都很高兴。

尤其是陈老师，这才从先前没有找到北大法科大楼的怅惘中摆脱出来，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然后，我们往北上东长安街。

“五四”游行的线路正是由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最后进石大人胡同。

今日的东单，是繁华的商业地段，外国名牌服装的专卖店比比皆是。

而今日的石大人胡同，还像当年一样狭小。

石大人胡同是满清时代的名字，入民国以后改称外交部街，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就设在此地，但老百姓还是喜欢原来的名字。

北洋时期的外交部大楼现在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原来的大门成了出版社的一间小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我们进去跟店员交谈了一番，他们也都知道这座大楼的历史。

现在，从建筑样式上还能够看出当年的威风来，甚至连升国旗的旗杆也保存下来了。

往东数百米，经过一个嘈杂的菜市场，我们到了赫赫有名的赵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