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在层层的山中寻路走着。秋季的倾盆大雨开始了，但那男人不大在乎这个，看起来他心里是快乐的，他是快活的。那是艾克塞尔·斯屈洛姆，从城里，从法院什么的回来了——他们放了他，还他自由。哎，是个快乐的人——码头上不但有割草机和耙草机，而且他又有了自由，他没罪。杀婴儿，他没有参加。哎，事情就是可以这样水落石出的！

但他经历的过程又是多么让人不安！这个耕田翻土的人。站在法庭里当证人，确实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刻。要使得芭布罗的罪看起来更大，这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他小心说话，甚至有些没有说出来。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被拽出来的，他的回答大部分都是“是”或“不是”。这还不够吗？难道他还能添油加醋吗？噢，但有些时候情势看起来真是相当严重的，那些法庭的人，穿着黑袍，是危险人物，他们只要一句话，似乎就可以要整个事情随着他们的意思转，把他判刑。但毕竟他们是慈善的人，又有强大的影响力想要解救芭布罗，而对他，这也只有好处。

那么，究竟他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芭布罗自己是绝不想让她往日的主人与情人有不必要的麻烦的；关于目前这件案子，还有以前相似的一件事，他知道得都太可怕了。不会的，芭布罗聪明得很，她说了艾克塞尔的好话，声明他关于生了一个孩子的事直到事情完全过去了才知道。或许，他跟别的男人不大一样，他们相处也不是一向都好，但他是个安静的人，从哪方面说都是好人。对，他确实挖了一个新坟，把尸体移过去，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且也是因为他以为原先的地方不够干，其实是够干的，只是艾克塞尔有那种怪怪的想法。

那么，芭布罗既然把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艾克塞尔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至于芭布罗自己，她有能力为自己开脱。

蓝斯曼德海耶达太太亲自为她辩护。她上上下下的到处走动，不遗余力，要求作证，并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轮到她的时候，她站在所有的人面前——她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士——她从各方面来讨论杀婴的问题，让法官们对于这个问题好好的听了一次说教——看起来几乎可以说她好像事先已经得到允许，可以畅所欲言。哎，对于蓝斯曼德海耶达太太，别人可以爱说什么说什么，但论到发表演说，她是真行的，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她也是真有学识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她究竟从什么地方找出这许多话来，真是让人吃惊得不得了的事。主审法官时时似乎有想请她抓住重点的表示，但又不忍心打断她，就让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了。到了最后，她自动提供了一两点资料，让庭上法官们颇为吃惊。

一切法律的术语和过程不论，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女人，”海耶达太太说，“我们是人类里不幸的，受压迫的一半。订法律的是男人，我们女人在这件事上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但有哪一个男人懂得女人生孩子的情况？有哪一个男人感觉过那种恐惧，那种可怕的痛苦，曾经在那忧痛的时刻哭喊过？

“在目前这个案子里，生孩子的是个女仆。一个女孩，没有结过婚，因为要想尽办法在必要的时期掩藏她的生理状态。为什么她要掩藏？为的是社会。社会不齿未婚的女人生小孩。社会不但不给她保护，而且迫害她，用轻视与羞辱逼她。残暴不仁！凡有人心的人，对这种事情不能不悲愤。一个女孩，要把婴儿生到世界上来，这本身已经是了艰难了，但就为了这件事，她却被当做罪犯看待。我要冒昧地说，现在在庭上被指控的这个不幸的女孩，她意外把孩子生在河里，淹死了，这本身是件幸事。对她自己，对那孩子都是幸事。只要社会保持它的现状，未婚的母亲即使杀了她的孩子，也应当认为无罪。”

这时从首席法官那里传出了轻轻的耳语声。

“不然，再怎么说，她的处罚也只能是有名无实的，”海耶达太太说。“当然，我们都同意，”她说下去，“婴儿应该保留性命，但这是不是意谓人性的法律就没有一条是站在不幸的母亲一边的？想想看，她怀胎十月，是怎么样的情况，为了掩藏，她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整整的这段时期，她都不知道要向谁投靠，而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又该当怎么办呢？哪个男人能想象这种痛苦？”她说。“那孩子至少是在慈悲的心情下死的。那母亲为了把自己和她所爱的孩子从一生的不幸中解脱出来才下手的。那耻辱是超出她忍受的力量的，因此她心里渐渐有了想法，要把孩子消除。那孩子是在秘密的情况下生的，那母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昏迷痛苦，在杀孩子的时候根本已经不能为她的行为负责。实际上，她根本不是自己做的，因为她那个时候已经神志不清。在生产之后，全身每根骨头都痛楚的情况下，她还不得不结束这小东西的生命。把它埋起来——这需要多大的心力！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活下去；我们每个人想到孩子遭遇这种命运就不能不痛心。但事情会这个样子，错在社会；这个社会是无望的，无情的，搬弄是非的，恶心眼的，随时都在准备用尽它的力量压碎未婚的母亲！

“但是——即使在社会的手上遭到这种待遇之后，那被迫害的母亲还是能够再站起来。这样的女孩子，在失足之后，常常会由于这矢足的本身使她们展现出她们最好的、最高贵的本质。让庭上查询一下收容未婚母亲与儿童的收容院的监督好了，问问他们情况是不是如此。从实际经验我们知道，就正是这些女孩子，这些社会迫使她们杀害了她们的孩子的女孩，正是她们，后来成为最好的保姆。这件事岂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何况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为什么男人可以逍遥法外？那被认为犯了杀婴罪的母亲要被投到牢狱，受折磨，但那父亲，那诱惑者，却连碰都没有被碰一下。然而，那父亲，他是孩子存在的原因，他是这罪行的一部分，他参加了，而且真的，他的份比母亲还多，如果不是他，根本不可能有这罪，那么，为什么他可以无罪？因为他是男人，而法律是男人订的。这就是答案。这种男人订的法律的罪大恶报是天理不容，天必定要干涉的。而我们女人，除了忍受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必须等到我们有了选举权，有权为我们自己制订法律。”

“但是，”海耶达太太说，“如果这是那有罪者——或者让我们说，罪行比较清楚的人的命运，那实际无罪而只是被怀疑有罪的未婚母亲又怎么样呢？社会为她做了什么准备？没有，完全没有！我可以证明我了解这个被指控的女孩，从她小的时候就认识她，她曾经帮我做过家事，她的父亲是我丈夫现在的助手。我们女人敢于反对男人的指控和迫害，我们敢于这样想、这样感觉；我们敢于有我们自己的意见。这个女孩，现在被逮捕，剥夺了自由，涉嫌隐藏婴儿的出世，然后把它杀掉。我却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两样罪嫌她一样也没有犯——庭上自会得到这不证自明的结论。掩藏出生——那孩子是在中午生的。确实，母亲那时是独自一个人——但事实上谁又会能跟她在一起呢？那地方在偏僻的旷野中，惟一可以找得到的人是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刻她又如何可以去叫一个男人来？不论哪个女人都可以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连想都不能想。接着呢——是所谓她生了以后把孩子杀了的罪嫌。但那孩子是生在水里的——那母亲落在那冰冷的河里了，而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出世。她在河边做什么？她是女仆，也就是说，是个奴隶，每天有她必做的工作；她要去找桧树枝，做扫帚。过河，她脚站不稳，跌到水里去了。她躺在那里，孩子生出来了，淹死在河里。”

海耶达太太停住了。她可以从庭上和听众的表情看出她讲得十分好；法庭异常沉静，只有芭布罗偶然传出啜泣。海耶达太太用下面的话结束：“我们女人也有心，也有情感。我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别人看管，老远赶来这里为这不幸的女孩子作证。男人的法律无法阻止女人思想；而我想，这个女孩已经无辜地受够了折磨。放了她，还她自由，我自己会负责照顾她。她会成为我训练过的最好的保姆。”

海耶达太太走下去。

这时法官说：“但是我想你刚刚说是那些‘杀过’自己的孩子的才是最好的保姆？”

噢，但法官并不是在反驳海耶达太太，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他是个仁慈的人，像教士一样温和。稍后当国王代表提出几个问题的时候，法官大部分时间在纸上做着记号和笔记。

中午稍过，听证才结束；证人不多，案情清楚。艾克塞尔·斯屈洛姆原先抱着最好的希望，但国王代表和海耶达太太似乎突然联合起来把箭头指向他，因为他没有发布死讯，反而把尸体掩埋。在这一点上，他受到相当锐利的讯问，而若不是他突然间看到盖斯乐坐在庭上，他很可能会搞得一团糟。哎，一点也没错，盖斯乐在那里。这给了艾克塞尔勇气，他不再觉得自己孤单单的面对那存心要把他打垮的法律了。盖斯乐向他点头。

哎，盖斯乐到城里来了。没人要求他作证，但是他来了。在这案子开庭以前，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探寻案情，并把他以前在曼安兰听到的话记下来。在盖斯乐看来，文件大部分都不充分，蓝斯曼德海耶达显然是心狭气窄的人，他从头到尾都想要证明艾克塞尔共谋。呆子，白痴——荒野里的生活他懂得什么，他哪里晓得那孩子正是艾克塞尔的寄望，他要靠它来拴住那女人的，那女人是他在那个地方的良伴！

盖斯乐对国王代表说过了，但看起来似乎不大需要介入，他想帮艾克塞尔，让他回到田里，但从事情发展的情况看来，他并不需要帮助。因为芭布罗那方面顺利，而设若她能够无罪，那也就根本无所谓共谋的问题了。这要靠证人的证词。

当那少数的几个人的证词听过之后——奥莲没有被召，只有蓝斯曼德，艾克塞尔，矿业专家和村里的两个女孩——已经到了午间休会的时刻了，盖斯乐又走上去跟国王代表说话。代表认为芭布罗的部分一切顺利，蓝斯曼德太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现在完全靠庭上的调查了。

“你对这女孩子也有点关怀吗？”代表问。

“噢，有一点，”盖斯乐说，“或者说得正确点，是对这男的。”

“女的也给你做过事吗？”

“没有，男的也从来没有过。”

“我说的是女的。庭上同情的是她。”

“没有。她从未给我做过事。”

“那男人——哼，似乎不那么容易脱身，”那代表说。“跑去一个人把尸体埋在树林里——看起来情况不佳，很不佳。”

“他是想把它埋得像样一点，我认为，”盖斯乐说。“起先实际上等于没有埋。”

“嗯，女人当然没有像男人那么会挖。在她那状态——她必定已经尽了力。总说起来，”代表说，“最近我们对于杀婴的事有比较人道的看法。如果我是法官，我一定不会认为这女孩有罪，而从这件案子的情况看来，我也一定不会判罪。”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盖斯乐说，鞠了一个躬。

那代表继续下去：“从我个人的立场来讲，我甚至愿意更进一步说：任何未婚而杀婴的母亲我就不愿意判罪。”

“发现国王代表完全同意海耶达太太在庭上发表的意见真是十分有趣的事。”

“噢，海耶达太太！……可以这么说，在我看来，她的话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毕竟，所有的这些罪刑又有什么好处呢？未婚的母亲事前已经受过太多的苦了，被这世界残暴无情的态度到处折磨——这惩罚难道还不了吗？”

盖斯乐站起来，终于说：“这当然。但孩子又怎么样呢？”

“这倒是真的，”代表说，“孩子就可怜了。不过，从各方面考虑过以后，或许这也正好。私生儿往往不好过，常常有坏的结果。”

盖斯乐或许在这法律人士那堂皇自在的态度中察觉到几分恶意，便说：

“伊拉斯穆不是婚生子。”

“伊拉斯穆……？”

“鹿特丹的伊拉斯穆。”

“哼。”

“雷奥纳多也是一样。”

“雷奥纳多·达文西？真的？噢，好，当然，例外是有的，否则也就无所谓规律了。但整个说来……”

“我们通过保护鸟兽的法案，”盖斯乐说，“但如果不为自己的幼儿设想，那倒是很奇怪的了。”

国王代表慢慢地、尊严地伸手拿桌子上的文件，就像在暗示他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不错……”他空空地回答，“不错，不错，当然……”

盖斯乐表示了感谢这段受益无穷的谈话，便告辞了。

他又坐回法庭，仍有从容的时间。也许，他会因为感到自己的力量而高兴吧；他知道有一块包裹用的布，是从一件男用衬衫上剪下来的，带着——让我们说，用为了包桧树枝的吧，还有卑尔根港口一个婴儿的浮尸——哎，如果他要，他可以让法庭手忙脚乱，他的一句话可以像一千把剑一样有效。但盖斯乐现在无疑并不想说出这句话来，除非是必要。没有他的话，事情已经进行得很顺利了；就连刑法辩护人也宣布他站在被告一边。

法庭又坐满了人，法官又上庭了。

小镇里正上演有趣的喜剧：刑法辩护人的沉重严肃，被告辩护人动情的滔滔善辩。庭上的法官们坐在那里尽责地听取那有关名叫芭布罗的女孩和她的婴儿之死的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