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久抗战如此迅速的胜利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已预料并着手准备的。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是在1945年6月初。但由于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故无法将情报传往延安。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延安的中共中央的领袖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还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领袖们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但是对于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毛泽东没有料到，中共其他领袖也没有料到。此时，中共中央正在按照预定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此后又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聚集延安，没有立即返回各地。

从8月9日起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延安的气氛由祥和转人紧张，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袖们开始了昼夜不停地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枣园的小礼堂，那里地方宽大，便于向各地来的负责干部布置工作。

胜利提前了，领导力量必须有所动作，这是历史的要求。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我们要广泛发动对日寇的进攻，扩大力量，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取之于敌伪，壮大自己，然后回头来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

在军事指挥部署上，中共领袖们从来不会怠慢。在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即向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碟，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拒降，应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日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的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军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其间，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部分重要指示，根据上述指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纵队等人民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日伪军据守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了猛烈攻击。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而华北、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均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之中，在东北也主要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斗争。这一局面的形成，是蒋介石长期以来消极抗战的结果。

延安的行动，急煞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蒋介石。

8月11日，蒋介石发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他指挥的各战区“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电报是发给中共领导的第18集团军的，命令却规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并指出：“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收到蒋介石的这一电令后，群起愤之。华北、华中、山东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过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

8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了电。电文中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持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这封复电，铿锵有力，给予蒋介石的卑劣伎俩以深刻揭露。

同时，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当天，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积极行动，蒋介石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作为中国抗战“领袖”，随着抗战的胜利，使其到达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并列号称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而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一遗憾的是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因为蒋介石的美械军师和半美械军师大多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的大后方。这些军队要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重要城市，依靠国民党自己的力量，没有半年至10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办到的。而相反的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就挨着敌占区，处在对日作战的最前沿，只要迈开双腿就可以对日受降。为此，蒋介石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来阻止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的进军，使其“不战而降”。

傍晚，一封邀请毛泽东前往山城和谈的电报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延安。这封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各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1945年8月14日在这封电文中对于受降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争端只字未提，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过节儿似的。

然而，电报虽然发出了，但毛泽东究竟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却没有底。他立即指示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中共领袖的反应。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从1938年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一直向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部和各师派驻有代表，又称联络参谋。这些人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共身边的耳目。此种联络参谋制度一直延续到1946年冬国共两党关系最后破裂为止。在此期间，国民党所派出的联络参谋曾多次更换。1945年8月间，在延安充任联络参谋的是周励武和罗伯伦两人。周励武在中国大革命时代曾加人过共产党，后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此人诡计多端，甚得其上司的赏识，为此曾多次被派往延安担任联络参谋。罗伯伦之所以能被派到延安，也是深得特务头子看重的人，其***立场也是十分坚定的。鉴于以上两人在延安中共中央身边的特殊条件，蒋介石在发出邀请毛泽东的电报后，即同时密令周罗二人及时收集和了解毛泽东的态度。

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了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回电很简单：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1945年8月16日对于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示。他既没有表示接受，也未完全予以拒绝。而是在电文中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要求蒋介石首先对由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8月16日的那份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作出回答后，才能考虑与蒋介石会面问题。毛泽东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接见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将此转告重庆方面。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他对朱德8月16日所提的批评进行了辩解，并端起最高统帅的架势相要挟，该电指出：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格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一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将他不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受降的责任完全推到了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身上。应当说，美国支持蒋介石这是事实，白宫确实发布过“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命令。然而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命令是根据蒋介石的请求和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报告才发布的。八年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国际法，应由谁接受日伪投降，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应该依据各抗日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贡献来决定，盟国没有权利剥夺中共的受降权利。蒋介石无论在受降中或是在电报中以同盟国的命令来压制中共，是毫无道理的。

还是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第二次重申了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于在发出这份电报前，蒋介石已得到了联络参谋的报告，了解到毛泽东无意赴重庆。于是他一反常态，在电文中邀请得更为热烈。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磋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诸为感。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以体恤人民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相标榜，而弦外之音却是在攻击毛泽东不考虑国人疾苦，不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肯接受邀请来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和平攻势，毛泽东冷静地考虑了两天，决定以慢制快先取缓兵之策。8月22日，向重庆发出第二封复电，电文指出：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1945年8月22日。

在这封复电中他对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卖什么药，然后再就他本人是否去重庆作出决定。

蒋介石自接连发出两电之后，也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表态，根据他安插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密报，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未必会答应来重庆，毛泽东一贯谨慎，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他从未离开过延安，眼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毛泽东更不可能来重庆了。为此，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判定，毛泽东根本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走上门来的。于是他借题发挥，决定穷追不舍，进一步发动和平攻势，“将邀请毛泽东赴渝的调子再唱高一些。8月23日，蒋介石发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三封邀请电，该电指出：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1945年8月23日对于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的判断是：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刚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和平的到来，以便重建家园。在国际上，各战胜国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接二连三地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和平谈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精锐部队美械军师或半美械军师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尚需时间。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的美国盟友杜鲁门总统曾再清楚不过地作了说明，他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其实质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为尽快恢复对全国的专制统治，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实现这一梦想。抗战中，蒋介石保存了440万军队，得到了美国16个亿以上美元的援助，接受了百万侵华日军的装备。收编了六七十万伪军，而且在政治上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蒋自以为可以通过内战，一举荡平中共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抢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桃子”‘，加上美国和苏联的承诺，这就使之觉得共产党无论如何无法同他比试，他可以在3－6个月内轻而易举地解决共产党问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国民党内部反蒋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蒋介石的内战兵力远在大西南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蒋介石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蒋介石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中共。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共产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蒋介石自信毛泽东本人是不敢冒险赴渝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中共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中共赴渝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