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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知道大势所趋，无可挽回，遂致电傅作义，向傅请求将其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携带必要武器备放归，他将派飞机到北平接人。傅作义回电：“遵命照理。”1月21日，蒋介石的飞机从北平接走了一批军官。这些军官刚刚接到南京，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下野了。

北平失守的同一天，蒋介石丢掉了总统之位。他到台湾以后，曾经谈到他当时下野的想法。他说：“当三十七年年底与三十八年年初，我们军事失败之时，内部顿呈分崩离析，一般党员甚至中枢最高干部都认为我不下野，共产党不会与政府和谈；我不下野，美国援助亦不会来，这在我是看得特别明白，我曾同他们说；‘我下野以后，美援更不会来。我在南京，与共匪和谈，或许还有希望，如我下野，那和谈不仅不可能，就是你们要投降他，他也不会要你了。’……当时我的考虑，认为我下野以后，在西北、西南，至少总可维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打算下野后，先埋头整顿党务，从头做起，以求恢复党的革命精神，重建党的革命力量。……我下野时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之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五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有了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的下野。“

自然，在蒋介石的回忆中不无夸大自己主动性的成分，但迫于当时的情势，蒋介石企图借李宗仁和谈为他重整队伍对抗毛泽东争取时间，以及急于控制台湾，为自己留下逃跑后路的动机却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蒋介石还有一丝东山再起的个人愿望，但在这场与毛泽东的军事大决战中他已遭到彻底的失败，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再否认了。

1月22日凌晨4时，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北平20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这一天，傅作义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正式履行协议的规定。他通过电台、报纸、通讯社、记者招待会等渠道，对外正式公布了有关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实施要点；傅部骑兵4师首先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这样，《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开始付诸实施了。

北平解放了！傅将军下令不打仗！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城笑颜。欢庆的人群拥满大街小巷，沉睡的古都被犹如春雷的欢呼声给震醒了，到处是一派和平吉祥的欢乐气氛。

当天，傅作义又将《协议》要点在《平明日报》上公布，同时提出拟于日内在双方前哨中间地区找适当地点会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傅作义作出如此表示，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在此之前的两三天里，他还陷入苦恼之中，对手下几位师长说：“林彪44岁，聂荣臻48岁，我已经54岁，作战经验比他们多，军队打败，丢人。”这寥寥数语，道出了傅作义的痛苦心情。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变得脆弱而敏感，他担心解放军进城后对他不礼貌，想离开北平，走得愈远愈好。

毛泽东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指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应同意傅作义会面，会面时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

此后，毛泽东在“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意见”时指出，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将功折罪，可以免除战犯罪名，此点可告民主人士，将来李宗仁、白崇禧等能如此办理，亦可许其将功折罪。

1月31日，北平城内国民党军全部开至城外，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午后进城接防。

北平和平解放成为历史现实，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化干戈为玉帛，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的人们为此深感欣慰，为此庆幸。

2月1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及其他各方面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并转全体将士，祝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2月2日，毛泽东起草与朱德联合给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民主人士的复电。复电指出：“21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河山，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入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日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与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