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理解毛泽东的心情，深感千里跃进担子之重大。羊山集枪声一停下，他们便立即转入全面准备工作，陕北不断发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电。

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即7月28日，刘邓首长就何时出动等问题请示毛泽东，电报说：“因南渡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20天教育争取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整编第40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故积极作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

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刘邓的意见，认为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于第二天复电指出：“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告诉刘邓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已经看了十几遍。邓小平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向地图，敌军对我军态势呈五路环形，朝水堡、郓城围来。敌军共19个旅、20万人。而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

7月30日，毛泽东又就作战方针问题致电刘邓说：“……（二）你们准备再歼王仲廉三五个旅，打开南进通路，计划甚好。作战之前至少休整十日，多则更好。鉴于一。二月间你们连续作战四十天未得休息，以致不能坚持之教训，此次南下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恢复元气。（三）如陈（士渠）唐（亮）到鲁西，则与陈唐协同打一仗，然后留陈唐于路北，你们出路南。（四）边区野战军（3万余人）自辰微（5月5日）幡龙战役后，至陇东歼灭马鸿逵八十一师主力及胡宗南骑兵一个团，进击三边，马部十八师逃回宁夏。在此期间，胡军主力进行游击性‘清剿’，六月由安塞北至横南端，又南至富县太白镇，七月南至关中，又北至保安。胡拟八月由保安向靖边，我军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增援，以利陈赓出渲洛。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九十万。我军预定给榆林敌一个打击后，即回头打胡，或出关中，或出西兰公路，配合陈赓及你们。（五）陈赓部出动时间可暂定未贺（8月20）左右，届时依情况可酌量推迟，由你们酌定电告我们。”

就在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刘邓对行动计划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局部必须服从大局，提出准备休整半个月后直趋大别山。他们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连日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23日）电方针，恰好顷接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七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建议陈士渠、唐亮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原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毛泽东接此电后非常高兴，认为刘邓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当即复电指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识。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河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起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毛泽东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进攻样子：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城市。

同时，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他提醒刘邓：进军大别山，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前途。

直趋大别山的行动方针刚刚下定，一进入8月，刘邓大军便面临一个又一个险情。

先是险恶的敌情。

就在毛泽东和刘邓运筹直趋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进入8月就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欲与刘邓大军进行决战。羊山集兵败使这位国民党最高统帅恼羞成怒，他的眼睛盯住了我刘邓大军。他准备了两把刀，一把是硬的，一把是软的。

他仓促地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战场抽调大批精锐力量，与鲁西南原有部队编成5个集团共28个旅共30万人，云集徐州、商丘、开封之线，企图乘刘邓所部连续作战疲惫之时，用重兵分五路向刘邓大军猛扑过来，准备用他10多年前“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老战术，迫使刘邓持续作战。背水作战，把刘邓大军就地歼灭或逐回黄河以北，以堵住刘邓在南线中央已经打开的战略缺口。

这是蒋的硬刀。

蒋介石还准备了一把“软刀，9年前他就使用过。那就是他准备像1938年6月黄河决堤阻挡日本侵略者一样，再用滔滔黄河水淹没刘邓大军。他准备由开封决开黄河大坝，把刘邓赶回黄河以北。

蒋介石机关算尽，想借天功！养育华夏子孙的黄河竟然变成了他蒋介石一件可以随意移挪的战争武器。

但蒋介石一定没有忘记，9年前，他派军队在河南境内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不仅没能阻挡住日军侵华的步伐，反而造成黄河北移改道，在中原大地人为地制造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一场涂炭生灵的大灾难。

而这一次，一旦决堤开坝，这几十万解放军，这河边数百万人民群众怎么办？

险恶的敌情像浓浓阴云罩在刘邓首长的心头，而天公似乎也在与刘邓大军作对。自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以来，阴雨不断的老天，一进入8月就像撕开一道口子似的，突然间暴雨如注，下个不停。

水火无情，黄河水猛涨，进入8月的第m天，黄河渡口水位便由叨米增至303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

水情逼人！

从来不叫苦的刘伯承此时说出一句话：“忧心如焚！”40多年后，邓小平谈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地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军情紧急令身经百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忧心如焚！水情逼人使刘邓忧心如焚，而更让他们担心的事还在后边。

这时一直在陕北带着一部兵力与蒋介石重兵集团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的毛泽东，突然发来一个由他亲自起草的注有三个“a级”的特急绝密电报，只有简短的一句话：“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愿让他的战友们为他的安全担忧。1946年去重庆人虎穴与蒋介石谈判，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这次为留在陕北，他又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他从不愿因为个人安危而影响大局，可是分布在各战场的高级将领，无时不在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危着想。接到这样的电报，一向镇定自若的刘邓首长坐不住了。关于这一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描述：父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承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说完后，父亲又重复了一句：“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说这话时，一向不大流露感情的父亲，声音都略带哽塞了……”

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重要的就是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

黄河涨水，没什么可怕，蒋介石要决堤放水，也吓不倒刘邓。本来，刘邓还考虑再打几仗，再就地歼灭一些敌人。但是，中央困难，刘邓便义无反顾地不顾任何困难地提前尽早地出击了。为了使准备做得更充分，8月6日，刘邓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打破常规，吸收基层指挥员和各部门干部参加作战准备会议，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正式下达预备命令，决心提前结束休整，立即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同时，刘邓请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说：“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他们还致电陈毅：“顷，我们决心转至外线。”

就在刘邓做出立即跃进大别山这一重大决定之前，毛泽东于8月5日至7日三天，连续致电刘邓、陈粟等人，对刘邓跃进作了具体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