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局势和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时刻，当中国的革命运动急需要其盟友的提携和支援的时刻，这个来自“远方”的盟友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1919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共产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在列宁领导下，它曾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大力支持和积极声援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并帮助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2年起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zi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期间的共产国际尽管犯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对此，毛泽东还在1943年5月26日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

毛泽东这一段话是客观和公正的，而中国共产党也历来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共中央自1936年在陕北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后，毛泽东等与斯大林等一直保持着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条件所限，通讯十分困难。直至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延安。此后，任弼时延安筹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该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1940年底，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又建立了十分可靠的空中联络，但仅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延安派出了军事情报组。自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一直由苏联人孙平（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这使得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联系进一步便利。

然而，在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东北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之前，无论是苏联方面，或是东北抗联领导人、“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和在延安的孙平苏联军事情报组，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刘亚楼、卢东生等，都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任何消息（中国同志主要是受通讯联络的限制，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将面临着向着民族民主革命推进的历史进程。面临如此巨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此时此刻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期望得到来e远方盟友的支持和帮助啊。

就在与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周旋的同时，毛泽东向斯大林发报通报情况，以倾听来自远方老大哥的意见。

然而这时的斯大林却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其内容大意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此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过第二封电报，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由于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使中共领袖们不能不联想起几个月前苏联背着中国人民所做的那件事情……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取得关于德国和欧洲问题的某些重要协议外，还根据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宣言关于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达成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等问题的协议。

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期望在亚洲既防止美国的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利用罗斯福积极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

三国首脑还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个三项条件是：（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二）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和邻近一切岛屿交还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也由苏中合办，并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这个秘密协定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是由三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只是在会议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将此协定的内容通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签署的方式来看，都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隔不久的8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与这一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并就外蒙问题进行了换文。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党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合营中东、南满铁路3c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实际上，苏方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长路等方面的权益；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中挑选，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这些条约、协定的实施，使苏联取得了在华的许多特殊权益。在国民党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三个月内撤军。

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指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将全部从东北撤军。

在8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事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在以上条约、协定和换文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对此。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的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扩张、同情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对推进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无疑起到了直接的支援作用。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所得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被纳人美国的势力范围，也不愿在远东与美国实行军事对抗，期望战后赢得和平环境，以恢复国民经济。所以，它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既斗争又妥协。

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估计过低，不赞成中国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革命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斯大林没有看到，如果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集团独占中国的企图得逞，远东的紧张局势只会加剧；而中国人民国内斗争的胜利，并不会妨碍，反而有利于苏联同美英等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至此，情况清楚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对蒋介石的执政党有利，延安得不到来自苏、美、英等国任何一方的支援，甚至作为远方盟友的苏联还在某些方面如与国民党和谈问题上还在向中共施加着一定压力。

苏联的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并使中共中央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于杜鲁门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抱有很高的警惕。苏联在抗衡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暴发起来的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行动，对于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斯大林不愿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人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着支持的作用，对于美国在中国的行动起着限制的作用。

然而以上方面，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初显现的并不十分充分。此种积极的向上的影响力，是在此后的历史活动中才充分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