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了陈毅并得到鼓励的粟裕，信心更足了。但要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改变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说服毛泽东主席，他心里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他没有立即给毛泽东发电报，而是采取较为稳妥、周密的步骤，给刘邓首长发去电报。

4月16日，粟裕发出13o字的长电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向两位首长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请钧座予指正”。他深知获得刘邓的支持是何等重要，而刘邓的态度在毛泽东那里是极有份量的。

刘邓接电后，立即进行研究，同一天，致电中央军委及陈、粟。电报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

“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退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人中原作战，争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有了陈、刘、邓三位首长的支持，4月18日，粟裕将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奇、朱德，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裕个人名义发出的。

于是，才有了上述提到的这份长电。粟裕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

收到粟裕“斗胆直呈”的电报后，毛泽东既高兴又惊奇，反复权衡，决定先不忙下结论。

粟裕率军南渡，这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问题。早在3月10日，毛泽东还未东渡黄河之前，他曾致电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我们拟于3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刚到城南庄的毛泽东，收到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改变渡江南下战略方针的电报，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人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先作研究。

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而迫急的，4月21日他亲自拟电给陈毅、粟裕：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粟于4月25日至4月31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

因陈毅此时正在主持华东野战军一个重要会议，事关华野全局，所以，陈、粟于4月22日复电毛泽东，请求由粟裕北上，4月24日后动身。

此时，毛泽东已于4月门日深夜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一定要陈毅前来，他在4月22日给陈、粟的特急电报中命令道：“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

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说，渡江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离原定计划只有半个多月，看来是非去不可了，陈毅、粟裕接到毛泽东的催电后，于23日复电中央：“我们两个于日（25日一一作者注）晚即动身北来。”

陈毅、粟裕迅即达到城南庄。在城南庄会议上，粟裕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

听了粟裕的汇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当即进行研究，对渡江跃进问题重新进行讨论，反复研究，最后，毛泽东在听取总结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同意和采纳了意见，对华野一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告诉粟裕，中央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这出乎粟裕的意料，他当即向毛泽东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走。这样，按照中央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敢于实事求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粟裕作为战区指挥员敢于采取这样一个大动作，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赞许。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这需要特别的战略勇气和恢宏气度，这种高度的民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能够左右这场国共命运大决战。而毛泽东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1948年5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将中央新的决定、新的部署电告刘邓和华东局：刘邓，并华东局：“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1、4、6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