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和谈是极为关注的。赫尔利辞职，马歇尔接踵而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共谈判前途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呢？主持谈判工作的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些问题，为谈判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目前国际的中心是苏美之争，其特色是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仍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即是明证。尽管马氏来华后，美国政策扶蒋压共的基本点不会改变，但方法却有可能改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争取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他估计到：在国共重开谈判后，如强调民主的统一，美国有可能同意，而蒋介石不会接受；反之，蒋介石想以邀请几个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算作民主、美国也能同意，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接受。所以他提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这场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应争取的对美政策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持抵抗。”

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还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认为“目前世界的中立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2月9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中说：”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立即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与此同时，延安方面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中共即将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还认为，从个人历史修养和气质上来看，马歇尔将军又属于美国政府内部中存在的比较开明的一派，如果这一派的意见占上风，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鲁门声明，加上国民党在国内外反对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一定妥协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共中央表示欢迎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就在12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人选，批准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方针和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响应杜鲁门声明，“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说明中共“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月2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新华时报）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5，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冶园会面。

这次会晤，重要的一点是马歇尔只希望中共接受他这位美国调解人地位，从而为他调处取得立足点。

在会见中，马歇尔介绍了他来华的使命及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美国介人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调处。他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庞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因为中国只要有两支军队，就意味着有两个政府即两个国家。他表示希望随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当前他设法了解情况的时期。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没有忘记大谈美国的民主传统。周恩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主张，表示可以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但明确界定了中共能够与美国合作的范围。他说，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中共同意其“主要论点”，因为它与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用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共主张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并着手筹备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中国走人“宪政的国家”。他强调，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的军队也是“一党的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中共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中国现在是没有宪法的。他认为，目前可以先通过政协会议产生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改革一切”，并使全国的军队在此政权下统一起来，这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属国民党，亦不属共产党。同时，他还表示：“这政府当然仍以蒋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仍将在政府中居第一大党。”在会见中，周恩来紧紧抓住杜鲁门声明中有利于中共的论点充分发挥，使马歇尔看来，中共的主张至少在形式上与其最初的设想有不少共同之处，这对争取马歇尔在此后的调处中采取较为公正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送走周恩来一行后，马歇尔对中共的和谈诚意有了一定了解，他想不到自己与一位共产党高级代表的首次会晤竟然谈得如此融洽。他问身旁的一位华裔翻译：“我和将军年龄相差十几岁，信仰各异，为什么却能谈得那样拢？”翻译告诉说：“旁观者清，我想您和周将军在性格上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诸如说话明确，处事坦率等，而这些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毫不相干的。”

12月27日，在马帅斡旋之下，国共谈判正式恢复。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在会谈中，周恩来以书面的形式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调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国民党代表虽口头表示将考虑中共的建议，但迟迟定不下来，没有回音。

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激起了国内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两党在1946年元旦下令所属一切军队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协会议解决。信中说：“全国人民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春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致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于鉴纳施行，是为至盼。”次日，周恩来等复信转述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书面建议，说明“自此意见提出以后，迄今未见政府方面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表示“际此献岁发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辙，以达民主和平，此实全国人民之公愿也”，“所示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恩来等完全同意。”中共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民主党及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而国民党则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马歇尔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也颇表不满。12月叨日，他会见国民党代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在国内国际多方压力之下，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于12月31日由王世杰出面向周恩来正式递交了国民党复文，并说明蒋介石已经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复文也是三条，其主要内容有：（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八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然而国共双方的所提办法都是三项，但这两个“三项办法”在内容上却有本质不同。

将中共方面所提之三项办法与国民党的复文条作一简单的对照，人们不难发现，中共主张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再协商解决其他一切问题；而国民党则把恢复铁路交通与停止军事冲突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想以恢复交通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坚持有条件停战。由此可见，双方的基本分歧仍然是集中在前一阶段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上。推一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复文中径直要求美方参加讨论与停战有关的一切问题。

对于国方所提之邀请美方直接介人国共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最初是持审慎态度的。1946年1月1日，当马歇尔劝说中共方面接受此建议时，周恩来委婉地说，为了促进国共间的信任，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希望盟国过问中国的内争，但同时也希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虽说要做到二者兼顾而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但中共方面“很愿在使这两方面给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其实，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随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发表，“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且公报又确认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及遣返日俘方面负“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如“完全拒绝”马歇尔介人国共谈判，不仅有所不能，而且势必不利。他之所以未明确答复马歇尔，主要地想请示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

对于美国人，中共中央是很难予于以信任的。因为他们在华的种种表现已让人凉透了心。但是出于利用美苏矛盾考虑，认为如能使苏联参加，将“利多害少”。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2日电示周恩来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能作到英苏参加更好，如作不到只好让马（歇尔）单独参加。”

事实上，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此时难以介人有关中国问题的正式外交活动，中共中央此时仅是提及苏联一下，并不存在奢望。

1月3日，根据中共中共指示，周恩来正式答复马歇尔，表示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并说明中共原则上同意国民党的复案，但强调应恢复一切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封锁等。他还指出，军事冲突应限期停上，特别是热河省和津浦线的冲突应立刻停止。

经多次会商，国共双方于1月5日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了如下初步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的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根据上述协议，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讨论发布停战令的有关细节问题。此后国共谈判转人三人小组内进行，马歇尔从此也正式开始了他的调处工作。

1月7日，三人小组举行首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停止冲突应适用于全国，其中拆除阻碍交通的障碍物应包括影响交通的碉堡和工事，至于交通的含义，应包括铁路、公路、轮船。电报和邮政等，即一切交通。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某些地区如赤峰和多伦应当例外，理由是，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政府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周恩来认为，中共既然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当然也就难以阻止其接收仍处于苏军控制之下的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再说，张群以政府履行中苏条约为借口，他也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周恩来表示，政府可以为接收主权向东北运兵，但事先必须协商，以免引起军事冲突，而且，该项谅解不能正式列人停战今，否则易产生误解，令国人不安。

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在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上则不能退让，因为华北各地已由国共双方接收完毕，赤峰和多伦已被八路军光复，再说中苏条约中也根本未提华北问题，国民党提此要求毫无根据。因此，周恩来提出，这些地方的主权已为中共掌握，目前的问题是停止冲突，若国民党部队继续向该地区推进，冲突将不可避免。但张群却声称，赤峰和多伦目前实际上仍处于苏军控制中，根据中苏条约，政府有权接收这两个地区。为了促成停战，周恩来建议改变谈判方式，邀请苏联代表参加。张群断然拒绝，他说，中苏已就接收赤峰和多伦作出安排，没有必要再与苏联讨论。周恩来遂又提出，既然国民党声称接收华北某些地方与接收东北都以中苏条约为根据，在此不妨为接收这些地区制订明确的原则。但张群仍表示不能接受，他说，接收赤峰和多伦可以援引接收东北的方式，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结果，由于张群节外生枝，三人小组首次会谈便不欢而散。

1月8日，三人小组继续会谈，国共双方在早已为中共光复的赤峰和多伦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

直到1月9日，停战令的其他条款已基本谈妥，但赤峰和多伦问题仍未解决。鉴于政协会议次日就要开幕，周恩来不得不提醒张群，国民党实际上仍在坚持有条件停战，这表明它不准备停止敌对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国民党承担全部责任。但张群充耳不闻，坚持赤峰和多伦地区应由政府方面接收。至此，停战谈判陷入僵局。

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赤峰和多伦原分属热河省和察哈尔省，抗战时期曾为日军所占，一度划归伪满洲国，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苏军出兵东北后，八路军在苏军的帮助下，解放了这两座城市，并接管了市政工作。但国民党对热。察等战略要地早有觊觎之心，特别是在外交接收东北失败之后，更是急于开辟进入东北的陆通道。所以，在整个停战谈判期间，国民党并未停止对热察地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杜聿明部在占领锦州后，利用苏军延缓撤兵的机会，兵锋西指，大举进犯，企图打通锦承线，以确保向东北运兵，并彻底切断华北解放区和东北的联系，将中共部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但由于兵力有限，结果于1月4日被八路军狙击于平泉、古山一带，无法再向西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配合其军事进攻，捞取军事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张群在谈判中提出赤峰和多伦问题目的就在于此。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战略意图，中共方面是洞若观火。1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程子华、肖克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推迟接收东北，集中兵力西犯热河，意在停战前抢夺战略要地，切断华北和东北的联系，降低中共的地位，并动摇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共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华北八路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并强调“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

1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拒绝国民党方面将热、察作为停战例外地区要求，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在热、察发动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

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会见马歇尔，向其表示了如下意见：（一）如中共承认政府根据中苏协定（不论有无）有接收赤峰、多伦的权力，这便给政府一个政治基础，依据同样理由来接收其他地点，如朝阳、古北口等地；（二）政府提出赤峰、多伦的理由是说要接收主权，但该地的主权已由中共部队接收，如中共的部队不能代表中国，则所有它已接收的地方将均被否定，如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军队，则当然也能接收；（三）如赤峰和多伦由政府占领，即使政府在战略上处于四边包围解放区的优势，中共已经同意政府可以进兵东北，政府既可以在东北调动，又可各方配合，使在以后的谈判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要中共承认政府进军占领该二地是不可能的。目前立即停战，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希望，是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的，中共也愿尽一切力量无保留地保其实现，现如仅赤峰、多伦两地之争而导致停战不能实现，中共则恕难负责。这实际上是马歇尔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国民党仍坚持其无理要求，中共将收回其先前的承诺，反对美军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周恩来此举的意图，是想利用马歇尔急于向东北运兵的心理，让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让步，以尽快实现停战。

华北停战和向东北运兵是马歇尔调处国共停战的基本思路，如果国民党在多伦、赤峰问题上过多的坚持，肯定会影响整个华北停战。周恩来和张群相持不下，只有看马歇尔的态度如何了，如果马歇尔“不公正”，那只能使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马歇尔对张群的建议是清楚的。在1月6日的会谈中，张群曾提出热河应与东北一样，可以作为政府调动军队的例外地区。马歇尔当即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并转而建议不要提热河全省，只提赤峰和多伦。当时他认为那里仍由苏军占领，国民党为接收主权可以派军队前往。张群被迫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马歇尔同时声明，他不能保证中共方面肯定会接受。在周恩来明确表示华北内战不止，就不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马歇尔调来处去，结果竟毫无进展，这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他不能听任国共谈判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他于1月9日晚上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赤峰和多伦问题。由于马歇尔手中握有运兵和美援大权，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这样，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被扫除了。

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该文件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同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停战令，要求最迟在1月13日午夜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毛泽东还号召说：“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停战令的发布，国共冲突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东北除外）逐渐平息下来，从而使东方的地平线上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虽说和平只是昙花一现，但这毕竟为政协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