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最高级别的谈判

毛泽东这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能与蒋介石对手达18年之久，而不曾低头和输过的中共领袖终于亲飞重庆了。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许，一架三引擎巨型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0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走下飞机。到机场迎候毛泽东一行的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正副秘书长邵力子、雷震，各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此外还有各界群众代表和中外记者。尽管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但毛泽东一行的抵渝，无疑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事。

《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网记述了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一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毛泽东准备的书面讲话是由周恩来代发的。在书面谈话里毛泽东宣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车辆将毛泽东等送往“和平将军”张治中官邸桂园。

毛泽东在此稍事休息，即会见当时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人士身份居住重庆的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并赴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即尽地主之谊于当晚8时在自己的山洞住处林园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毛周等一行。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邀请，当晚在林园下榻。

在重庆谈判，毛泽东除刚到和临别时有3日是住在林国外，其余时间全部住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住在一块。张治中为方便毛泽东会客，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作为毛在城里会客、工作和休息之所。但毛无论再忙，晚上仍回红岩村过夜。

毛泽东亲赴重庆，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外国记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此行是世界大事件。

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拉开了帷幕。8月29日上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国同张治中具体协商和安排，毛泽东于当日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

毛泽东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赴重庆的胡乔木回忆，蒋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泽东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

在这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方面事前并无充分准备，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蒋介石居高临下地对毛泽东、周思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说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远的和平能够实现……”‘当着毛泽东这位老对手之面，蒋介石又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在原则上的坚定性是极其坚强的，从来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让步，他立即驳斥了蒋介石的观点，列举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毛泽东说：“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在史实面前，蒋介石无言可对。最后提出谈判三原则即：（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

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交手，仅以讨论原则为主。晚上，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王若飞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等继续作一般***换意见。应蒋介石之请，毛泽东等再宿林园。

第一次会谈，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王若飞，与周恩来一样均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五四运动后到了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并由法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与赵世炎等人创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王若飞赴莫斯科。1925年由苏联回国，第二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才获释。1944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是中共党内的谈判高手。

国民党方面对于这次谈判阵容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不乏该党优秀人才。

张群，系政学系骨干成员。早年赴日留学，是蒋介石的同窗好友。辛亥革命时又与蒋介石同为陈其美属下，与蒋用私交甚笃形容实不为过。在国民党内张群地位显赫，历任军政部常务次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与共产党包括苏联打交道多年，是国民党内最理想的谈判人选之一。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原为汪精卫派，后成为政学系重要成员。历任国民政府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不久前参加过中苏谈判，与斯大林打过交道，是蒋介石进行和谈的倚重人物。

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位代表是邵力子。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也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1926年下半年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中共中央主动提出解除其中共党籍，但希望其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邵力子曾担任过省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大使。与中共关系较好，蒋介石只要一打共产党的牌，就必然想到邵力子。

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就在8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下月初准备向国民党提出＊条意见：（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

（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央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和平文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和谈的基础性文件。

这一文件与毛泽东赴渝之前中共中央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相比，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让步。而其中最主要的让步是，中共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了多年的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明确表示愿意实行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阐述的三民主义，同时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整个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坚持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二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只是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开价较高，但并未脱离实际去漫天要价。之所以开价较高，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中共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为同国民党讨价还价留有一定余地。

为什么中共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呢？固然由于国民党是国内第一大党，又处在执政地位，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比中共要强大得多，中共必须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向往和平和对于和谈具有很大的诚意。

当然，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共产党自身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计，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11条意见中也堂堂正正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承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结束党治，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等。总之，这一方案在整个重庆谈判中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使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在和谈中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进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重庆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的实现，给予了蒋介石再好不过的机会，只要其放弃旧有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改以往的错误政策，顺应新的历史潮流，采纳中共意见，不仅中国的和平统一有望真正实现，他本人也可能成为各党各派和国内民众所共同的领袖。其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人拭目以待。

9月2日，毛泽东亲自出马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对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人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毛泽东的上述8点原则性意见与其在8月30日所拟定的11条意见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是将中共将提出的和谈方案的主要内容，预先向国民党方面作一通报。

9月2日晚，蒋介石在林园举行晚宴。宴毕，蒋介石与毛泽东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举行了第二次直接商谈二中共方面的11条意见这一重要和谈文件是9月3日经毛泽东等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的。当蒋介石得知中共的11条意见后，即在当日的私人日记上写下了“脑筋深受刺激”六个大字。9月4日，他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四人，要他们对毛泽东等9月3日所提方案拟出复案。

蒋介石的《要点》一开始便指出：“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蒋介石自拟的要点是：（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

（三）拟将原国防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年龄和资历长毛泽东和周息来一辈，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和尊卑观念上讲，根本是看不起中共党人的。但是他又不敢小视中共的实力。所以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方案第一、第二条表示要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时，蒋介石当然心里舒坦感到满意。然而，除此之外，所有民主要求一概拒绝，不予中共任何商讨问题和平等地位的余地。他只允许中共有服从其领导的自由，而不允许有争取正当民主权利的自由，这是其顽固的专制主义本质特性的又一次充分暴露。

在蒋介石这个“要点”‘中，蒋介石还对如何答复毛泽东及中共所提出的几个具体要点定了调子。

毛泽东提出，中共在抗战中已生长起来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认为，最多只能编为12个师。他还声称：这是“中共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应承认解放区政权组织；蒋介石则一口拒绝，指出“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根本不愿考虑。

毛泽东指出，应由各党派派出代表参加中央政府，并立即对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这才是国内和平的真正保证；而蒋介石一口予以否定。他坚持国民党政府之组织和人事，暂不更动，必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政府。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变换了策略，给中共留下了一个诱饵，即“中共方面如现在即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毛泽东为确保政治民主，提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应根据民主原则重新选举，抗战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的代表宣布无效；蒋介石则坚持现有国大代表继续有效，但中共方面可考虑酌量增加代表名额。

事实证明，时代进步了，但蒋介石那落后的、顽固的封建政治思想观念没有多少变化。与抗战胜利前国共两党的谈判立场相比，国民党方面的僵硬立场没有多少改变。

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毛泽东是研究得再透彻不过了。因此在思想和性格方面都作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当年担任毛泽东身边副官的蒋泽民回忆说，无论谈判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争取走可能的和平之路的蒋介石在整个谈判中，始终是以居高临下的“一国之君”的姿态出现的。就在9月4日晚，当国共两党政见出现了碰撞之时，他第三次与毛泽东进行了直接商谈，并继续施加其“领袖”的“压力”。

自8月29日下午起，至9月2日晚、9月4日晚、9月12日中午、9月17日中午、10月9日中午、10月10日下午和晚上以及10月11日晨，国共两党顶级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共进行了9次最高级别的和平谈话。然而，“据理力争”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既定策略，原则是一定要坚持的，。绝不能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但要顾全大局，甚至不惜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和平的成功。

作为中国国内一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此时也展示了其伟人风范。他本人并不直接参加国共两党间的具体谈判活动，而由周恩来、王若飞具体出面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直接谈判。由此形成了自9月4日开始至10月5日为止的为中外所极为关注的两党间的12次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顶级水平的互换意见后，9月4日晚起周思来和王若飞在中山四路的德安里101号与国民党代表就实质性问题展开了第一轮正式会谈。

谈判开始后，张群认为，中共方面所提请项与国民党方面的所提相距尚远，其中数点根本无从讨论。邵力子对此也认为，中共的提案对国民党“成见过重”。

对此，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审视力和口才明确告之中共已尽可能作了让步。这些让步主要为：第一，不再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而仅仅只是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是不再提出国民党认为有推翻国府顾虑的召开党派会议以产生联合政府的要求；第三是中共不再坚持普选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当然也不放弃），并不反对参加国民大会，以此保证谈判的成功。

张群虽对周恩来所言“让步”问题表示“了解”，但仍坚持认为中共提案之第九、十两条即军队改编办法和解放区处置办法蒋介石等难以接受，如实行之将与政令统一相违背，势必导致领土分裂和人民分裂。

对此，周恩来雄辩地对答到，中共之所以坚持解放区解决办法的主张，主要因为：一是中共已对国民大会的选举作了让步；二是中共仅为少数党地位，在国民大会和政府中俱难以保持应得的政治地位，所以才坚持凡中共力量占多数的省市必须由中共担任主要行政长官的主张。王若飞补充说，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5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当话题进入军队问题时，张治中声言，战后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更不可自恃武力向中央伸手要地盘。并宣称，中共此时如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则地位和声誉更高。邵力子也在一旁帮腔，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中共答应放弃根据地和军队。

一对此，周恩来义正辞严，给予有力驳斥说，国共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18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打，是为中外情势所不容，只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周恩来反问国民党方面，我党已本此宗旨提出了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对于此事的具体方案是怎样的？

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预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所以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经周恩来一问，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第一轮会谈遂告结束。之后，谈判被迫中断三日。

经中共方面的一再敦促，张群于9月8日匆匆拿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复案。于是，开始了第二轮会谈。张群的复案题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条。其主要内容是：（一）“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四）”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五）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六）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后，自可考虑。（七）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八）原则上同意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十）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为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释放人员之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作为。

只要将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与中共方面的提案稍加比较，就可以立即看出，复案除对“拥护”蒋之领导地位二点表示满意外，对其余各点根本没有接受和讨论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实际上是对中共方面的提案的基本否定。

当中共代表们接到此复案之后，其心情之沉重是不难想象的。为此，周恩来于同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得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刊发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并未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以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却不愿认识和承认我们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而对政治民主化问题则根本不感兴趣。

周恩来给延安的这份电报准确反映了重庆谈判中第二轮正式会谈时的真实情形，究竟谁是谁非，谁想和平谁不想和平，谁现实谁不现实就十分清楚了。

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在9月8日（第二轮）、9月10日（第三轮）、9月11日（第三轮）、9月12日（第四轮）、9月15日（第五轮）的会谈中，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问题上意见较为接近外，在其余实质性问题上大都争执不下。而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国民党方面坚持所谓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的必要性，要求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的观点。

中共方面认为，中共已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而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却是不平等的，观念是自大的，自西安事变以来一贯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始终不愿予以承认。要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就必须承认中共所领导的军队、解放区及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目前政府尚处于国民党党治时期，中共自不能将军队和政权交给一党之政府；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全军之理想，就必须从现实出发，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若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当给我”，此非民主协商之态度，将无益于问题之解决。

和谈的气氛恶化了，这在9月15日的第六轮会谈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责问国民党代表，谈话已进行两星期，中共为谋求问题之解决一再让步，不知政府对于此事，除已提出之原则外，尚有没有其他意见？

在周恩来等追问下，张群不得不承认，国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甚至连蒋介石的主张亦未经党和政府的讨论。张群一语不慎，道破了国民党的天机，那就是，蒋介石对这次谈判根本就没有抱有过丝毫诚意。

国民党方面在这轮谈判中，其代表张群竟然宣布。中共所提军队问题与中央规定相距甚远，实无法再谈；至于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亦不能再有变更。9月17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林国直接商谈时，双方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至此，国共和谈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充满和平诚意的。为了争取和平建国的局面，毛泽东决定按预先制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

为此，9月19日，国共双方进行第七轮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通知国民党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为15，中共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即中央现有263个师，中共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从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同时，关于军队驻地问题，中共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9月21日，第八轮会谈开始，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提出的新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能混为一谈，中共尽可开列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周恩来严正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是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商谈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在这两轮会谈中，虽说双方都有所让步，而且也均已接近了各自最初拟定的谈判底价，但仍不足以打破彼此间的僵持状态。在随后5天的时间里，国共谈判不能不再次停顿了下来。

在和谈停顿期间，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这时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趾高气扬，态度蛮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他生来就敢于迎接挑战，从不在任何人的威胁下低头。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事实上后来的中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将敢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最终消灭的。

由于谈判的搁浅，国共双方陷入僵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并对中共方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赫尔利对周恩来说，蒋介石可同意中共军队的数目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上是想以再增加四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本来，国共双方准备在军队数目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发表会谈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节外生枝，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表公报。不过，他向中共方面保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和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随时可以返回延安。赫尔利说完后，便蛮横地要求周恩来马上请示毛泽东作最后决定。并于21日向毛泽东提出如不照此办理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如同最后通碟一般。毛泽东抑制了愤怒，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并指出：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在会谈中，毛泽东还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军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虑。这实际上还在准备作一定让步。毛泽东还将灵活性和原则性巧妙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接受了蒋介石给中共增加四个师编制的建议，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却抛回去了一个软钉子。赫尔利是色厉内茬的，面对毛泽东之天衣无缝的回答，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要是当初按照《延安协定》（除联合政府的名词不要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好了。赫尔利在谈判中旧事重提，充分反映了他那穷途末路的凄凉心情。也许是心有感应吧，他这次回国后不久便被杜鲁门解除了大使的职务，此后，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毛泽东对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印象也是再坏不过的了。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谈到赫尔利的恶劣表演时，曾气愤难平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在谈判陷入僵局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及各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共谈判的真实情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谈判停顿的责任在国民党。经过周思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各方人士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为中共已仁至义尽，不能再有让步。否则，不仅是中共的损失，而且也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将同感威胁。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提出，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国共谈判，立即结束党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等。他们纷纷指责国民党，为中共鸣不平，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在对中共施加压力后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蒋介石本人也乱了方寸。他感到如继续对中共施压，最终只能导致和谈破裂，如果和谈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战后苏联的动向，尤其是中共如在东北发展，令蒋介石忧心仲忡；美国的态度同样令他放心不下。为此，他在9月2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儡，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国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

可见蒋介石十分担心重庆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这次和谈不欢而散，蒋介石必然承担主要责任，如此无论从国际或者国内对其都不会有好印象。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蒋介石都不敢过于造次，把事情做过了头，导致和谈破裂，他无法向世人交待。

其实，国民党使谈判陷于搁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恐吓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并非真的使谈判中止。当赫尔利亲自出马向毛泽东施压无效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共再作大的让步已无可能。所以到了9月25日，国民党方面由张群出面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重新谈判，继续就双方僵持的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进行谈判，这样一来。僵局便打破了。

从9月27日起，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在这一阶段共进行了四轮会谈，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军队整编问题，认为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商定由军令部次长刘斐、军政部次长林蔚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磋商全国军队之整编问题；（二）解放区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同意继续商谈；（三）国民大会问题，。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四）政治会议问题，同意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代表人数原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人，但青年党要求独立参加政协，后经周恩来斡旋，重新确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青年党5人，共38人。

鉴于国共谈判已取得部分进展，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应返回延安，一周恩来在10月2日的会谈中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者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对这一建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

10月5日，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告以毛泽东拟于下星期返回延安。10月8日，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将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发表会谈公报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态度较为积极，如张治中曾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多数国民党人不以为然，据说国民党中常委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争论甚烈，后经邵力子解释，说签发公报是蒋总裁的旨意，这才得以通过。；公报的名称也作了变动，其全称原拟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x最后删去了“和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实际上，一直到10月9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时，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但被毛泽东回绝。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国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结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当时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遂从楼上走下来与在场者一握手，以示祝贺。蒋介石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下午4时赶到桂园回访毛泽东的。晤谈10分钟后，偕乘车参加双十节迎外鸡尾酒会。至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和平文献诞生了。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双十节《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所以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又被称为《双十协定》。

中共在和谈中自始至终都占有主动地位，甚至连《会谈纪要》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该纪要共有十二条内容，其条款写得很别致，既记录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陈述了双方的分歧所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共两党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其中，双方一致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一条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第二条政治民主化问题，第四条人民自由问题；双方意见接近或基本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五条党派合法问题，第六条特务机关问题，第八条地方自治问题；其余各条如国民大会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奸伪问题及受降问题，双方虽未达成一致，但表示愿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以求得问题之圆满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纪要》的措辞，尤其是第一条更耐人寻味。在谈到该条时，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表面上将“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分别与“统一”和“军队国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双方先前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同时又在事实上坚持了中共方面的主张，因为把“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无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别变成了“统一”一和“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其措辞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周恩来谈判艺术之炉火纯青，着实令人叹服。

毛泽东原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返回延安的。为此，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但是，蒋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毛泽东过完双十节再走。毛泽东因盛情难却，又在重庆住了两日。

10月10日晚，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并长谈。蒋介石再一次邀请毛泽东下榻于林国官邸。

10月11日晨，毛、蒋作了最后一次长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思来、王若飞将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是日上午9时左右，一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毛泽东与送行国共两党及各界人士握手告别，并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机场留影。毛泽东还与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至此，为时43天的重庆最高级谈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