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黄埔路，蒋介石的总统府邸。

蒋介石倾仰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缎面的被子，正在闭目养神。

辽沈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新的胜利转折点，而蒋介石国民党军却被拖人空前艰难的被动防御阶段。

对于蒋介石来说，1948年11月是灾难性的岁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

为了解决国统区的经济危机，蒋介石于1948年8月推行以“币制改革”为手段的经济改革，在各方面的阻力下，11月1日，蒋介石的长子、主持改革的蒋经国在上海发表声明，承认改革失败。蒋介石也事后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承认：***斗争之所以失败，改革失败，经济崩溃，“这实在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这年11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支持他的政府，28日，又派其夫人宋美龄作为他的特使飞赴华盛顿求援，均遭失败。

国内怨声四起，蒋家王明的政治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在1948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低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军事形势也极为险恶。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联合打击的严重形势；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则面临着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打击的现实危险；长江以南的防线还未建立起来。国民党军内部士气低落，将领怨声载道，离心离德。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里写道：“自东北战事失利后，高级将领弃职潜逃、临危变节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贞为国而殉职的将领，寥若晨星。”

面对淮海战场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又一次在撤守徐州的问题上犹疑不定。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助回忆说：“济南解放后，在淮海方面，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坚守淮河”，并定于门月下旬转移完毕，“但蒋介石在十月下旬来往北平、葫芦岛、南京间，想作多方面挣扎，一面又迟疑，怕徐州之撤影响人心。”

最后，蒋介石还是决定放弃郑州、开封等地，加强徐州防御，集中徐州、华中两集团兵力联合作战。1948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致电刘峙，命其加强陇海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路临城至蚌埠段的防御，以及徐州、蚌埠、淮阴等据点的防御工事，企图以“攻势防御”，“巩固徐州而确保之”。

据李宗仁回忆，淮海方面的战略部署，完全是蒋介石为其一己私利，排斥异己所造成的后果。他说：“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成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的确，蒋介石在淮海战场的战略部署和用人选将上用错了心思。1948年春，李宗仁违背蒋介石的意旨，通过竞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副总统。蒋介石对于桂系势力的壮大深感不安，为了调开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他削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让其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将其调往武汉，而将懵懵懂懂的刘峙放在了华东“剿总”司令的重要位置上。这也难怪李宗仁要对蒋介石这种不以大局着眼，任人唯私的做法感到极其不满了。

白崇禧当然也对蒋介石的调任极为愤慨，一有机会，就弄出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当1948年10月，解放军把决战矛头指向徐州，徐州形势吃紧时，国防部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提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大集团，白崇禧从个人利益考虑，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

对于淮海前线的国民党将领，李宗仁也有一番比较贴切的评论。他说：“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兵团司令邱清泉指挥。黄百韬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共军不堪一击。眼见共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共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就这样，淮海战役还未打，蒋介石就已经内外交困，战略决策不定，指挥系统不力，调动不灵。最后，好不容易逐步集中了号称80万兵力，摆出一副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以期求孤注一掷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