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统帅们的决策之争

在从陕北到河北的途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继续要求林彪南下北宁线。

1948年3月11日，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驻扎在吉林的60军撤到长春。固守长春是蒋介石的主意。长春原是伪满洲国的首府，蒋介石担心，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解放军兵力，减轻解放军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蒋介石是要保长春的，他舍不得放弃这个可以向东北解放军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解放军的腹地安上一个钉子，牵制解放军主力，以等待形势的转变。于是，他严令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固守长春。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新7军和第60军，新7军军长李鸣，第60军军长曾泽生。曾泽生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1902年10月出生于云南永善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受孙中山革命的影响进入云南讲武堂深造，23岁那年进入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区队长。两年后加入该校高级班学习，经过一年训练，被分配到徐州北伐军总司令部工作，后调滇军第98师，经师长卢汉提拔，任第3旅第6团营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从滇军中抽出受过较好军事训练和实战锻炼的6个旅，共4万人、编成一个军，列编为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为卢汉。曾泽生随部投人抗日的血战洪流，出贵州至湖南，辗转湖北、江西、山东等省。1940年8月，为加强云南边防，蒋介石任命卢汉为滇越边区司令，调第60军到滇南设防，一年后曾泽生被提升为少将师长。

为一举剪除云南地方势力，1945年10月，18年雄踞一方的云南省主席、滇军统帅龙云，一夜之间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政大权，凄凄然飞赴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去了。卢汉改任云南省主席。第184师师长曾泽生继任第60军军长。第60军经过整编后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这年，曾泽生43岁，手下有三员大将：第182师师长白肇学，第184师师长潘朔端，暂编21师师长陇耀。

曾泽生的顶头上司是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冻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郑生于1903年，字桂庭，正统军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气宇轩昂，仪表不俗，豪爽诚实，性情敦厚豁达，待人谦和诚恳，头脑灵活，有胆有识，指挥有方，是国民党将领中不可多得的将才。从北伐战争时起，他就一直跟随蒋介石，深得蒋的器重。抗日战争期间，郑洞国率部纵横驰骋，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漳河战役、徐州会战、归德战役、武汉会战、血战昆仑关、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曾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名将。1946年2月，郑洞国被蒋介石派到东北打内战，从此踏上失败之途。

3月12日，即第“军撤到长春的第二天，东北解放军第1、3、7纵和炮兵部队，在2、8、10纵及独立师部队的配合下，向四平街发动总攻。解放军攻城部队首先夺取了四平街市郊的制高点，然后以大炮猛烈轰击城内，压制住守军的回击炮火，继发步兵突破该市东南段城墙。涌入市区，双方展开激烈巷战。至13日晨，四平街守军第力军第88师主力两个团及新1军、第力军留守部队均被歼灭，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该市。

这次被人们称为第四次四平街会战的战役，终以国民党军队的惨败告终。

这样，仅仅在一个星期内，蒋介石接连丢失了两个市，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到重大失败。尤其是在军事上，失去了吉林市的依托和四平街的支撑，长春变成了一个战略上的孤岛，暴露在解放军攻击箭头的最前面。曾泽生的第60军从吉林孤岛逃了出来，避免了被歼灭的厄运，但从吉林逃到长春，只是从一个孤岛逃到另一个孤岛，从一个危城逃到另一个危城。

如今，东北国民党统治区情况也是每况愈下。早在抗战胜利之后，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

更糟的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还有人从事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等勾当。军队的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特别是地方武装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就是在这种险恶形势下，蒋介石任命郑洞国兼任刚刚组成的第1兵团司令官，并接替吉林省主席一职，从此留在了长春。

1948年3月18日，也就是郑洞国到长春就职的前一个星期，林彪、罗荣桓下令进攻长春，以第5、7、8、9、10等五个独立师进逼长春近郊，对其形成初步包围，主力部队则以大兵团集中作战与攻坚战为目标，进行军政大练兵，并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除将88个二线独立团编成五个独立师外，其余人员全部补充主力部队，野战军亦按扩大的新编制进行了整编，以适应大兵团集中作战的需要。

对于毛泽东坚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林彪有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东北野战军配合杨成武、罗瑞卿兵团，自北向南，先打长春，后打沈阳、锦州，将东北之敌逐个歼灭。

林彪对先打锦州顾虑重重。他认为，锦州城防工事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1947年夏季攻势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严阵设防的锦州，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加之大军南下，沈阳的20多万敌军从侧后打过来怎么办？若华北傅作义部东进出关，关内、关外的敌人联合夹击，包了“饺子”怎么办？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挥员，但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是很难把握的。林彪一生指挥打仗，把谨慎作为自己的信条之一，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眼下，国共两党两军将展开第一次大决战，林彪在反复的思考，在双城堡的青砖地上不知踱了多少圈子，炒熟的黄豆不知吃了有多少。

电报谈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绝。毛泽东和林彪，一个离开延安，在陕北转战华北途中，一个在东北黑土地很不起眼的小镇，纵论着战略大决战。

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心先打长春。林彪认为，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同时，长春的敌军也比锦州少好几万，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是，从战争全局看，十万国民党被围困在长春，是蒋介石下不了决心从东北撤兵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打掉了长春，就等于打掉了蒋介石的一个沉重包袱，为他定下撤兵关内的决心，从而得以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并极力防止的。

尽管毛泽东指示得很明确，要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是林彪始终认为“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1948年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致电中共军委。电报说：“估计敌目前在东北基本方针为集中兵力固守沈、长、锦三大城市，藉以阻止我军入关并企图利用辽河、太子河的掩护，经辽中、台安相机打通沈阳、锦州间的汽车路的交通。”

据此，东北解放军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拟于5月中下旬集结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力求在半月左右时间内打下长春，结束战斗。他们预计，若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人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为此，他们建议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对于毛泽东早先提出的南下作战问题，林彪等人的电报指出：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防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阻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退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土气必然下降，逃跑必然发生。在我军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打仗，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好。

电报最后写道：“以上是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关注的主要是东北，而毛泽东看到的是整个中国战场。毛泽东的兵法是，局部要服从全局，在这一点上，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都能自觉地服从全中国战场这个大局。

林彪的计划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非常不满。他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林彪他是胆子越来越小，2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一会儿电报说：“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理解林彪，理解东北野战军。身处局部战区的指挥员，要想理解更高一层的战略意图，有时需要时间和战场情势的变化。同时，毛泽东不能不爱护东北野战军这支由十万人起家，历经浴血拼杀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百万雄师。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是毛泽东手中的一支王牌利剑，不能硬性驱使这把剑去不情愿地碰撞一块顽石。因此对林彪这种不同见解，毛泽东选择了商讨和等待。四天后，他起草中央军委复电给东北野战军说：18日电悉。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二）我们可令杨（指杨得志引者注）罗（指罗瑞卿引者注）杨（指杨成武引者注）（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5月15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展普（5月20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是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的电报极有分寸。他同意先打长春，但不等于放弃了他原来南下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南下北宁线作战是最好的一着棋。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战争态势也还没有到达最紧迫关头，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先打敌人重兵据守的长春，以取得大城市作战经验，为尔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创造条件，也不失为一着可行的棋。

毛泽东尽管同意先打长春，并为此作出了相当周密的部署，但是他并未放弃南下的决心，这是他开战以来一直关注着的战场。他认为，只有从这个地方开刀，才是对东北国民党军要命的一击。

从4月开始，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利用冬季攻势结束后的间隙，相继召开了政治工作、省委联席会议和参谋、军事工作等一系列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四平等城市的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技术战术上的准备。明确1948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在军事上是重点部署攻克长春。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其中第一个前线指挥所就是专为攻打长春成立的，并且印发了长春市区国民党军分布图、工事图等军用地图。

5月24日，林彪、罗荣桓下令以第1、9纵队及五个独立师的兵力奔袭长春。

不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精兵强将：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副司令员陈光、陈伯钧，参谋长解方。

就在林彪下令奔袭长春的前两天，郑洞国指挥长春守军沿西郊大房身机场方向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出击行动。

这一仗，郑洞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部队遭到严重损失，近三个团被歼灭，最糟糕的是丢掉了机场，长春、沈阳间的这一惟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了，郑洞国和守军只好龟缩在市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东北解放军占领机场后，在水泥跑道上埋下炸药，炸了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

这一仗，对于郑洞国和长春10万守军来说，既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林彪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一举拿下长春的，但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的方法，同时作为东北解放军最高军事首脑，对于如此重大的作战行动，林彪没能亲临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下令发起攻击，结果只在外围战斗中歼敌50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自己付出2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最后不得不停止攻击。这无疑延长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