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大厦将倾，蒋介石寄望胡。马西北撑残局。调兵遣将，华北两个兵团西渡人陕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二野、三野、四野各路大军继续向华东、华南进军，国民党军如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逃窜。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苟延残喘。为此，他将维持残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酉北地区40万国民党军队身上，令有“西北工”之称的胡宗南和西北“土皇帝”马步芳、马鸿逵配合作战，力保西北不失。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面积约34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人口约3200余万，约为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是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17个民族杂居，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地区。地广人稀，山脉纵横，沙漠荒原横亘其间，虽有高原、平川、盆地分布各省，但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加上长期处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盘剥压榨之下，经济凋敝，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地处边睡，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封建习俗、宗族统治、宗教势力、民族矛盾等社会条件错综复杂，加之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渗透其间，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大西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和经营大西北，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困难。

盘踞西北40余年的马家军，通称“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包括马步青），简称“青马”；宁夏的马鸿逵，简称“宁马”。这是一伙靠野蛮残暴统治压榨民脂民膏，向上邀功请赏而发迹起家。双手沾满西北人民鲜血的地方军阀，并曾经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凶恶敌人。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南部时，马步芳设了三道防线拦截，配合蒋介石袭击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马鸿逵部参加过1932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马鸿逵立即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笑逐颜开，而马鸿逵却嫌“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甚至痛哭流涕地说：“坏了坏了，这一下共产党成功了！”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一向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马鸿逵，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援救榆林，出兵陇东。1947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青马、宁马分别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布防陇东地区，寻机袭击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5月间，又进兵关中，配合胡宗南部在咸阳一带袭扰我军，企图进攻西安未逞。直至我大军开始进军西北时，才慑于我军威力而后撤。

马家军虽然长期与我军为敌，有过多次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因而气焰一直十分嚣张。其所以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与其自身特点及二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它是一支以民族（回族为主）、宗教（伊斯兰教）、宗族、亲属、地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队伍，有较强的凝聚力，利于笼络和统率；它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使其内部产生团结排外的力量；它还利用西北偏僻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进行欺骗宣传，散布共产党及其军队“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虐待俘虏等，使士兵产生恐惧和仇视我军的思想；它更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从数量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大举挺进西北的前夕，青、宁二马总计拥有10个军。33个师（旅），兵力达18万之众，成为支撑蒋家王朝于西北一隅的一张王牌。

至于坐镇西北十数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则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然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17个军、41个师，共20余万人。

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为此，国民党中央特于1949年5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进而千方百计拉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解放军西进大军。坐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狂妄之至。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色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称之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为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1928年门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作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作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4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4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5军留守井冈山，担负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5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4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5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4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4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5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4军。1929年4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3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3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1军团在赣江以东，红3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3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团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加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3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3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3军团第3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患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人。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一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3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3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共产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指挥了多次反日寇“扫荡”的战斗，领导指挥了如“百团大战”这样重创日军、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伟大战役。

毛泽东拿到百团大战的战报时异常兴奋，当即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0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这次百团大战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均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后来在七大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说：“锻炼了军队。”

彭德怀又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为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当时的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兵力24万，而且装备精良。我军只有25万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及少数机关枪，而且子弹奇缺。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此种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他背起“包袱”。我军则利用陕北的群众基础、地形特点，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次地削弱以至战胜消灭敌人。

3月12日，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泥湾、金盆湾、临镇等地前线部队防务情况。他强调了三点：一是部队弹药太少，需要尽快解决；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他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此时彭德怀很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贺龙同志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后勤人员也不过2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很好。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

西北战场从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战役，我军在特殊困难又特殊有利的条件下转战陕北，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每次重要战役，彭德怀都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请示。同时他又以其长期的战斗经验和对革命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了两个极好的统帅彭德怀和贺龙。他们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诗。正如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所说：“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功劳大加赞赏，而且对他们俩的合作非常满意。他曾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部署时，总揽全局，为加强一野的兵力，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划归一野。

其实，这一重大决定早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敲定。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将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派往太原前线，临时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当时，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3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彻底摧毁了阎锡山集团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次日，毛泽东即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等并告彭德怀：“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处。”

大军西调，用心可鉴。这样，在大决战开始时，西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不但在数量上由20万人增至40万人，与胡、马兵力旗鼓相当，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而且由于进行了整编，原西北野战军的六个军分别组成第1、2两个兵团，奠定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形成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有利条件。同时，由于我军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优势，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且各怀鬼胎，各行其是，即使有统一指挥，也是有名无实，难以奏效。因此可以说，我军已具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直至彻底消灭胡、马集团于西北战场的能力。加之第1819兵团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这两个兵团挺进西北，势将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当胡宗南获知太原被解放的消息后，闻风丧胆。他估计到华北将有大部队西调，加强一野，立即于4月26日和27日将其主力部队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形成跨径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一旦发现华北部队西渡，即退居陕南、川北。

在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前，为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同时尽量截获其军用物资，并使古城西安不致被破坏，第一野战军于5月发起陕中战役。5月17日晨，胡宗南部全线西撤，一野各军立即按计划实施追击。

解放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为胜利完成这一任务，一野第6军在军长罗元发的率领下，于19日夜间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徒步强渡渭河，然后分兵数路，激战一日，从四面八方攻人西安城。西北重镇、古都西安喜获新生，各族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22日上午，阳光灿烂，微风和煦，一野第6军举行入城式，全军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排成三路纵队，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陕中战役总计歼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使之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居秦岭；特别是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的解放和陕中广大地区的解放，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打击很大。同时，陕中战役的胜利，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其运输的保障具有重大作用，这不仅对歼灭胡宗南集团极为有利，而且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条件。

5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

24日，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

25日，彭德怀从太原回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陕西乾县秦家庄。

26日，第18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率领下，从太原出发，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

6月初，第19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经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

两个兵团由华北出征西北，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近千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冒着炎夏酷暑，战胜疲劳困顿，风雨兼程，艰苦备尝，但他们毫无怨言。抱着“转战大西北，追歼胡马匪”的急切愿望和解放大西北的崇高使命感，在沿途各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至7月初，第18、19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进入临战状态。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成熟，西北大决战、大追歼的帷幕正式拉开。

为了进一步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8日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