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在矛盾中挣扎和斗争

解放军攻克锦州不久，便听到了长春解放的喜讯。

1948年9月22日晚，长春中长路理事会大楼，第60军军部，军长曾泽生办公室。

星星点点，长空欲坠。东北的深秋夜已有一丝凉意，夜的长春显得更加悲凉。曾泽生从收音机里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大为震动，心想长春的命运真正到了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

曾泽生和第60军到长春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第60军兵员严重不足，装备又差，而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如何保住活命。如果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打仗？

天气渐渐冷起来，冬装粮草皆无，陷入从未遇到过的苦境，似恶战连绵。曾泽生寒心彻骨，满眼怒火。他每天倾听着这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心像腌泡在苦海里。

决定东北国共命运的战略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长春更加孤悬暴露，陆路、空中交通完全中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宛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为波涛所吞没。

作为第d军最高指挥官，曾泽生的性格十分矛盾：既有“惟蒋是国”的正统观念，又有较浓厚的地方观念；既对蒋政权的腐败深表不满，又将较进步的军官视为不可靠分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旧军人。

两年多内战的痛苦经历，从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中，受到了启迪。此时的曾泽生已经心有所悟。

锦州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重新调整了围困长春的部队：第6和第12纵队调至通江口、开原一线；除留原有的独立第6、7、8、9、10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11师共6个师继续担任围城任务外，又调集了3个独立师和14个独立团为二线兵团，布置在双阳、伊通、公主岭和梅河口至开原一带，连营数百里。这既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又给长春守军布下了天罗地网。

随着锦州外围作战开始，长春也已在东北解放军决战的掌心。

曾泽生当然不知道这一计划，但凭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凭对国共两军的观察和分析，曾泽生似乎预感到什么。

这月的月初，东北“剿总”曾准备由沈阳派出几个军的兵力，北上四平接应长春守军突围，郑洞国、曾泽生绝望之中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而今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华北蒋军北援和东北蒋军南撤的种种幻想，全部破灭了。

尤其是解放军对守的作战方针、以及所作的战略包围、战役分割等部署，真是摸透了长春守军的内心活动和行动规律，使其战、守、逃的幻想皆归于破灭。

第60军何去何从？曾泽生将白肇学、陇耀两个师长请到自己的住所。

曾泽生用目光依次看了看眼前的这两位跟自己出生人死的部将，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白肇学忍不住又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当面讲的？”

“不是这样”，曾泽生赶忙打断他的话，“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陇耀插话道。

“唉，这话从何说起，但既然叫你们来，还是说说吧。其实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不过今晚感到更迫切了，所以深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没等曾泽生说完，陇耀就表示说：“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若仍舍不得丢弃你的位置，你就坐小飞机走，部队我们会找出路。”

曾泽生一听顿然失色地说：“别激动么，你讲你有什么办法？

“起义！”长期受共产党解放军争取影响的陇耀说。

曾泽生看了看白肇学，白肇学毫无思想准备，同时认为前途无望，没有什么好谈的，只茫然地看了看曾泽生，又看了看陇耀，便低下头沉默不语。

曾泽生原本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的，但看到白肇学低头不语，就改变了主意，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命运的大事，非同儿戏，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然后又转向白肇学问道：“肇学，我们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了，我们现在在长春的处境，你是很清楚的，是该为我们的3万官兵考虑的时候了。你看看怎么办才好呢？我们还是多商议商议。”

白肇学点头同意，说：“对，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急不可耐地问道：“别拐弯抹角了，军座，请把你考虑的意见快跟我们说了吧！”

曾泽生想，这两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所不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都曾无保留地交换过意见，纵使自己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于是下定决心，从沙发上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共事多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如今60军的处境已十分艰难，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拖又拖不起。我想为了3万多云南子弟，为了故乡父老，我们应当走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也是惟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率部队反蒋起义！”

“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陇耀一听，蹭地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军座，就这么决定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我们60军，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坚决拥护起义！”

“反蒋，白某粉身碎骨也干。起义？我考虑还是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白肇学十分消极地说道。他想，自己是云南人，却不是土生上长的滇系军人，蒋介石倒行逆施，确实不得人心，不能再跟他走向深渊了，但是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人家会同意我们起义吗？所以思想包袱很重，十分沉重地说：“军座，你是知道的，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力。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说实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馈，不足以为其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人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解甲归因吧。当一个自由的百姓比什么都好。”

陇耀不满白肇学的态度，质问说：“肇学兄，我不赞成老兄解甲归田，军人放下武器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带两三万人去投降？这几年受蒋介石的气太多了，我们发表讨蒋起义宣言，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没有蒋介石，抗战胜利后，我们决上不了内战战场。”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

白肇学还想说什么，被曾泽生阻止住了：“都是路，走法不同罢了，我们大家深思熟虑一下，就会趟在一起的。”

陇耀说：“我看，合起义无第二条路。”

白肇学说：“我是实在不愿再当兵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了和气，误了大事，急忙制止住他俩，说：“事关重大，从长计议。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然后三个人又反复谈论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自内心的伤痛，等等，一直谈到凌晨3点。他要厨房搞了点“夜宵”，吃完之后才把两位老部下送走。

白肇学回到家里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想了一夜。

他想起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当时自己在广东滇军干部学校学习，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亲自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国民党。

他想到滇军前辈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袁护国的光荣传统，想到第60军在台儿庄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赢得了各界的尊敬和赞扬。

他还想到，潘朔端将军托人给自己捎信，说共产党坚持“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量才录用”的政策，要自己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是啊，张冲和潘朔端原来在滇军中也身居高位，人家共产党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而蒋介石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自己不能再替他卖命了。

想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白肇学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东北，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已是臭名远扬，东北老百姓称蒋政权为“二满洲”，还编了一首流行很广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白天要劳工，夜晚要姑娘，民脂民膏搜刮光，够呛够呛真够呛广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内消灭东北共军。可是，现在快两年了，解放军越打越强，而国军却整团整师地被消灭，有的高级将领投奔共产党，或者率部反蒋起义，部队士气越来越低。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来这场内战的前途不容乐观，在这样与民意相悻的政治集团内，个人升官发财的路也是走不通的。为了长春数十万父老，为了第60军数万三迤健儿，自己应随曾军长率部反蒋起义，曾泽生和他的两位师长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顺应历史，顺应人民，就是英雄豪杰，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立了一座丰碑。曾泽生在黑暗中选择光明，正是明智之举。

解放军攻锦战役打响后，曾泽生加紧准备起义工作。9月最后一天，曾泽生、白肇学、陇耀在陇耀的师部再次聚会，分析研究部队起义后可能对云南及眷属的影响。

经过分析研究，三人决心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计后方一切得失，积极进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但是，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曾泽生他们有些心情沉重，三个人一直谈到晚饭后方才散去。

正在这时，蒋介石为稳住军心，致电守军，许下“即派大军出关、迅速解围”的诺言，同时给曾泽生写来一封亲笔信，信中称兄道弟，富于诱惑和欺骗，要曾泽生鼓励士气，坚决固守长春，大军一定前来解围。

哪知，到了10月1日，义县一解放，锦州守军已成瓮中之鳖。而所谓“大军一定前来解围”的希望早已成为泡影，曾泽生激怒地对陇耀说：“蒋介石简直是一个大骗子，我们再也不能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