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铁路交通线的破袭战，是中共抵御蒋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最有效的战法之一。并为争取东北和热察创造了条件。早在1945年9月22日，国民党军队便气势汹汹地沿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北进，并沿平绥铁路东进，分别指向张家口、平津及济南，企图进而控制热察和东北。为了迟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向东北的进攻，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指示电，提出要尽一切力量迟滞国民党军队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以便争取东北和热察的胜利。电报中说：提议采用下列战法：由山东及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以冀鲁豫主力及大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三万到五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最好伯承指挥同蒲路，李达指挥平汉路），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到平津，最后配合我在冀东控制的部队，在冀东进行决战，以保障我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安全。为实现上述战法，须以我之小部队和民兵经常袭扰顽军主力，彻底破坏铁路公路，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长期疲困与消耗顽军，而我之主力则窥视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或由我控制铁路一段，根本阻止其北进或仍继续与之纠缠扭打。实行上述战法，如果日军不配合顽军大举向我进攻，我不易陷入被动，而顽军则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我之疲劳消耗易于恢复补充，而顽军则因后路断绝，疲劳消耗不易取偿；如顽军被逼出而与我决战，则对我亦有利。在这种作战中，我之野战军亦可借此组成并受到锻炼，军事政治训练亦可在作战中加强。

10月2日，粉碎山西阎锡山部进攻的上党战役即将结束，刘少奇同毛泽东电商晋冀鲁豫根据地刘邓主力下一步作战方向时，进一步指出：“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战争，深人解放区据点已不多，顽伪敌均要打通铁路。因此，我应将解放区兵力全部分别有计划的向交通要道集中，进行交通破袭战，并可因此组成我之部队。”

中共中央的以上布置，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北进部署。11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报中说：“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平绥路我聂贺军已占领大半，包围归绥；同蒲南段被我陈赓切断。”“石家庄李文军南援处于进退维谷，一时不能去北平；津浦路南段、中段、北段均被我切断，霍守义、陈大庆等军均不得进，故去东北者除海运空运外别无他道。”这就为在东北的先机展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津浦铁路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推进，迅速控制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便快速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抢占东北的必经之路。对此，蒋介石动作快于中共。在同年10月其第12军和骑2军从豫皖边进抵徐州后，乘我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人鲁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沿津浦路北上，于10月11日进占济南。另国民党军第97军进至临城；第51、第59、第77军及由伪军郝鹏举部改编的新编第6路，从徐州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第7、第48军由皖进占蚌埠、滁县。浦口，控制津浦路浦蚌段。

蒋介石嫡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和第3战区顾祝同部也企图先控制宁、沪、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为前进基地，继续扩通津浦线，以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中共中央军委为打破蒋介石打通津浦路计划。于10月12日电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

此外，中央军委还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和原山东军区的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以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犯。

其间，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两个独立旅和8个军分区。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6、第7、第8、第9纵队，共4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鲁南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由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负责，统一指挥原山东军区留下的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人鲁部队。以渤海军区地方武装控制津浦路济南以北有利地形，积极开展破击战，阻止顽军北进，山东军区第3、第4师，警备第3旅攻歼泰安、衮州之敌；以山东军区第8师及鲁南警备第8旅攻歼邹县、临城之敌，切断铁路；以鲁南警备第9旅和鲁南军区地方武装进逼徐州、临城。枣庄地区，钳制国民党军北进。为了会同山东军区部队迎歼继续由徐州北犯之敌，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企图，还以新四军第2师的第4、第5旅和4师第9旅，编成新四军第2纵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行人鲁，与山东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迟滞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

此次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至11月上旬，新四军暨山东军区部队先后攻占邹县、大汉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1军3个师，控制了衮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道。10月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膝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4000余人。12月12日至15日歼灭蒋军第19集团军一部9000余人。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和政治争取，使郝鹏举部1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是役，新四军、山东军区部队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等28万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线200余公里，挫败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正如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所说的一段顺口溜那样：山是老子开，树是老子栽。

谁敢来摘果，叫他把枪放下来！

陈毅的这段话，生动地道出了广大军民的心声，表达了人民子弟兵誓死保卫抗战果实、保卫解放区的坚定信念。

根据毛泽东电示，周、王此后在与国民党商谈中，以及在指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中将工作重点转向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上去，并先后邀集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座谈，告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

11月11日、15日，国共两党代表又先后进行了会商。该两次商谈重点是谈东北问题。也正是在双方会谈之际，国民党“外交接收”在东北受挫后，决心实行“武力接收”，东北内战因此突起。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坚持蒋军进入东北强行接收。中共则希望东北能经过和平协商，成为民主实验区。然而。两党观点相差甚远，在东北问题上也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在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解双方冲突。但是中共早就对赫尔利失望了，认为“此人太不公平”。而赫尔利本人也丧失了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就在11月底，他最终被白宫炒了“鱿鱼”。

11月25日，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着谈判大师周恩来的返回八双十协定》签字后的又一轮谈判遂告结束。

一个多月的谈判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双方都企图为争得战场上的优势创造条件，但究其本质，国民党方面拒绝无条件停战才是根本原因。因为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解放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垄断受降权而执意进兵，才最终导致了这一阶段谈判的失败。诚如中共中央当时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所揭露的：“泪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既然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的双方最终不欢而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一点必须明确。虽说这一阶段的谈判失败了，而且内战的危机也随之变得更为严重，但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却是冷静而客观的，其反内战求和平的信念依然是坚定的。返回延安后，他在为供中央领导人传阅而撰写《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中说，自毛泽东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从总体上看，蒋介石是摇摆不定的，现在要他放弃***思想和灭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目前他要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动摇，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国共两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在和中酝酿着战，在战中又酝酿着和，斗争将是严重的复杂的。为此，我们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估计及其所提出的谈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