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著名的双清别墅位于北京香山。“双清”因为两股清泉从山石中偏偏流下而得名，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1920年，熊希龄开办慈幼院时，在“双清”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故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幽静别致。清晨，云雾缭绕，从远处望去，好似天宫仙境，景色宜人。院内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中共中央统帅机关进驻北京后，双清别墅内的这排平房便成为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场所。

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一条路通向来青轩，这里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刘少奇一家住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北房，由任弼时的住房往西上走数步，便到了周恩来的住所。

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等迁驻北平，是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为此，中央指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即开始准备迁移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是李克农。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驻地确定在香山，是有其深刻背景并精心安排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的安全。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残余不能一下子扫除干净。北平又是北方的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因此，敌情相当复杂。当时我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且青岛尚未解放，敌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于是，为防止形势的突变和敌机轰炸，中共中央将驻地选在位于北平西郊。距城区较远、宜于警卫、便于防空的香山，无疑是上策。

此外，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将驻地选在城郊的香山，有利于逐渐过渡，是十分合适的。

再者，北平解放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撤完，房屋十分紧张，且环境复杂，城内暂不适合作为中央的驻地。而香山，有慈幼院等3000多间房子，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当时是最为适当的。

因此，香山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驻北平后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成为党中央指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

3月26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苑参加完入城式后，率中央机关进驻了香山。这一天，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其内容为：（一）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月下旬的北平，乍暖还寒。然而，在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里，时间已近午夜，仍灯火通明。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中共的领袖们已习惯深夜工作。双清别墅内的办公条件已大为改善，自从离开西柏坡后，便永远告别了煤油灯。蜡烛。

此刻，北房正中的会客厅，烟雾镣绕，笑声不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正坐在沙发上，喷云吐雾，纵谈大局。这些有着几十年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的领袖们，都显得精神有些亢奋，客厅里洋溢着一种豪迈之气，一种不加掩饰的喜悦。他们知道，全国胜利在即。今夜，他们议论的主题，便是即将要举行的北平国共谈判。

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不紧不慢地向众书记们说：“和谈的地点、时间已经对外公布，我方代表团也已组成。作为我方的首席代表，思来，你有什么高见？”

周恩来手里握着茶杯，在细细品茶的同时，似乎借杯中的水暖手。听到毛泽东点了题目，他微微一笑，从容地说：“李宗仁已经伸出了和平触角，刘仲容、黄启汉先后来过北平与我们接触，看来桂系讲和的心情很迫切。当然，他们的‘和’与我们的‘和’其内容是有很大差别。”

任弼时身体欠佳，重病在身，但精神还好，思路清晰。他接上话题，继续分析道：“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关系已经紧张到有你无我的地步。由于实权还在蒋介石那里，所以即使李宗仁真的想和怕也和不了。”

毛泽东又吸了口香烟，接着话头，轻松而自信地说：“谈还是要谈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快要胜利了，和平的旗帜也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嘛，我们还没有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段时间正好唱一台和谈戏么。此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蒋桂之间的裂痕，敌人的分化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不过，我以为，南京当局的和平诚意是大打折扣的。从颜惠庆、邵力子等人的言谈来看，桂系总是在实质问题上躲躲闪闪，不肯将底牌亮出来，这里头大有文章啊。”

毛泽东的话音未落，朱德接过话头，从纯军事角度分析说：“有一个问题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月底。因为，4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又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喘息的时间。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200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朱老总一语道破蒋介石和谈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要提高警惕！”刘少奇说。

“有我们英明的朱总司令在，我们当然不会上蒋介石的当。那么我们定个最后期限，比如4月中旬，怎么样？”毛泽东诙谐地说道。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对北平谈判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和考虑，依据他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从容地说：“可以！具体限定的日期暂不定死，视谈判情况而定。但是，不能拖过4月下旬。这个最后时限，不仅仅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且也从政治上考虑。”

看到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毛泽东的声音抬高了些说：“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起了众书记的朗朗笑声。

“关于渡江，总司令你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转移话题，笑着问朱德。

朱德呷了一口茶，以其惯有的沉稳，徐徐言道：“经过三大战役，蒋军基干力量丧失，守备长江的兵力就显得严重不足。长江防线长达2000余里，还需必要的纵深配备，这需要大量兵力，蒋介石到哪里弄这么多兵去？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再加上南岸交通困难，纵深配备的兵力不易发挥作用，所以蒋军的主要兵力，只能直接配备于长江沿岸浅近纵深内。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也证实了这点。”

讲到这里，朱德习惯性地站立起来，走到墙边的地图旁，用手指着蜿蜒曲折的长江，继续说：“这样，蒋军漫长的长江防线就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一处被斩断，则全线崩溃。它的江防舰队，由于北岸掌握在我军手中，很容易遭到我军炮火的轰击，也不易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嘛，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独裁内战败局已定，士气空前低落，所以他们要守住长江，搞南北朝，纯粹是镜花水月，空想！”

朱德对双方的军事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朱德，向大家笑道：“总司令历来很乐观。1935年5月，红军长征在大渡河边。那时，是后有追兵，前有滔滔河水，蒋委员长已经封我们为‘石达开第二’。我问朱总司令：”我们过得去过不去？‘他告诉我，过去得！结果怎样？我们过去了呀！他说长江我们一定可以过得去，我是相信的啊！“

说这话时，毛泽东一脸纯真的表情。

朱德笑着补充道：“你不要光听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还不小哩！长江自古天险，史称天堑，小看不得。我军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渡江登陆器材，甚至连帆船也没有。长江北岸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拉到南岸，所以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线突击梯队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合起来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短时间内征集这么多船，再加上运输，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熟悉水上作战，短时间内掌握渡江技术和战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十分兴奋，引经据典道：“这长江，不仅是文人墨客吟诗赋词的场所，而且是千古英雄豪杰们成就霸业的战场。”

“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1700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江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有人替我们担心，认为我们渡江美国会干涉。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谈到国际问题，各位书记都慎重多了。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国内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国际问题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于外交方面的问题，周恩来显然更具发言权，他立即说：“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看，由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白宫亦感到无可奈何。1月26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些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月到期，艾奇逊却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由国会通过。另外，当我军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又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奉命继续运行。这些事实，反映出美国当局决策的矛盾与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竭力想把内战国际化，把美国拖下水。综合起来看，不能绝对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要干涉也很困难。”

任粥时插言道：“美军在青岛的驻军，便是个晴雨表。我们解放济南后，美军不但仍赖在那里不走，甚至还加强力量。但在行动上，他们还是很谨慎的，始终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谈到对美国是否会介人中国内战的估计，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到毛泽东身上，征询他的意见。因为，在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他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央的结论。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不敢直接进行干涉。他们不是没这个心，而是没有这个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有备无患嘛。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我的意见，用两个野战军，二野、三野一齐渡江。这样的安排，陈毅、粟裕他们会有意见的，同汤恩伯比，无论兵力还是气势，三野都占绝对优势嘛。但是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美国的武装干涉，所以二野紧靠三野过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三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弼集团。总之，我们要拿出2o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地位。我军在江南的进军速度，将会是很快的。”

这时，思维缤密的周恩来补充道：“四野南下，西北、华北军区三个兵团随后也要向大西北进军，这样，华北空虚。我料想敌人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天津、塘沽、秦皇岛、唐山一线，威胁北平的安全，这种情况不可不虑。”

“你说得很对，”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继续说：“渤海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老路了，这个历史绝不会再重演。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打过太原、大同一线后，可抽出一个兵团驻扎在京津唐地区。蒋介石自身难保，不会有太大的力量光顾我们，我看留一个兵团看家足够了。”

中共五大领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轻松交谈，便把整个政治军事战略作了部署。屋里响起轻快的笑声。

此时，极为兴奋的毛泽东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说：“林老（林伯渠）已经把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了北平。这些人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彻底孤立了。争天下，只有军事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不懂得这点，他不懂得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为枪杆子是万能的。枪多就可以左右一切吗？他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

停了片刻，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道：“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将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要吸收这部分人参加，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向天下人民昭示我们共产党的气量！”

刚入北平、初驻香山的中共领袖们，真可谓日理万机。然而，工作千头万绪，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领袖们始终抓住了关系到全局的两步重要棋局：一是国共北平谈判，二是向江南进军的准备。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新的政权，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铲除旧政权的残余，并且要除恶务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共产党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南京政府谈判之外，还积极筹划着向江南的进军。

毛泽东内心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将要赢得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