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略跃进工作，一切都在按计划秘密进行。所成立的东南野战军全力以赴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二三月间，毛泽东命令刘邓、陈谢等部集中打几个胜仗，以配合粟裕部休整。

粟裕则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为渡江南下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准备过程中，粟裕在华东野前委扩大会议期间，突然向陈毅提出暂不渡江，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在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

这个方案已经折磨粟裕几个月了。

还在2月1日给中央军委的那封探讨式的电报中，粟裕就表露过这种倾向，提出把战略重点放在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主张。他曾建议将在中原的3支野战军划归刘邓指挥，打几个歼灭战。由于没有考虑成熟，粟裕当时没有对中央南下跃进的方针提出异议。随后，他在指导并亲自主持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反复琢磨，反复思考，在两个月中对渡江跃进的利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和判断。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裕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一兵团的3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裕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是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之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自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自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毅，实际上都上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民党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裕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东在1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3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裕则不这么看。当年跟随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裕，同样了解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蒋介石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介石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裕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毅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就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成巩固的华北。

粟裕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一兵团这样一个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去。

粟裕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裕，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十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将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最后，粟裕终于鼓足勇气，向他的老军长陈毅司令员详详细细汇报了2个月来一直在折磨着他的这些重大问题。

一直在忙于主持军政要务的陈毅，被粟裕这一大胆设想给提“懵”了，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又是在国共两军即将拉开决战帷幕的关键时刻，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

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反复考虑、亲自主持，经毛泽东和陈毅和你粟裕反复商议，最后同意了粟裕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战略行动方针，还可能对之提出异议吗？

况且，毛泽东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有深刻理论阐明并有实践依据的，而且部署非常之周详，又投入了这么多这么大的精力，不仅华野第一兵团，不仅华野，而且整个中原野战军都惊动了。

陈毅十分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理论分析。

粟裕的建议使亲身参与这一战略方针方案制定，并同毛泽东有着相同军事性格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

在最初的几天里，以善下快棋著称的陈毅司令员，常常举棋不定，心不在“焉”。随着的一次次促膝谈心，陈毅进入了深思，他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方能做出正确决定。

应该说，作为一个野战军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威震四方的共产党军事家，陈毅既有丰富的军事想象力和预见力，也有很丰富很具体的实践经验，他对战争的直觉和体会，比粟裕更加深刻也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作为并肩战斗20余年的老战友，陈毅非常了解和熟悉粟裕，对粟裕的指挥风格、兴趣爱好，乃至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从井冈山到长征，到梅岭绝章，到最近的解放战争，他们两人常常形影不离。陈毅对粟裕十分欣赏也十分器重，特别是去年雨季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自己的这样助手更为器重。1947年夏，南麻、临锔战役结束，由于雨季没有打好，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初步总结报告中，引咎自责。对此，陈毅感到非常不安。他始终认为，几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人承担责任。在处理完其它紧急公务后，陈毅与粟裕作了彻夜长谈。第二天，陈毅亲自拟定一份“指人译”的电稿，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这份由译电员特别注明“错字尚多”的电报说：（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指彭德怀作者注）、刘（指刘伯承作者注）。林（指林彪作者注）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谭（指谭震林一作者注）、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

（三）……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裕负责。过去常胜者如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次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而这次战役之所以没有能得手，不就是在粟裕所担心的问题上没有解决好吗？去年7月，华野匆促分兵，又是雨季，远离后方行军作战的几个纵队每纵损失数千人，有的多达上万人，内线作战的部队都因兵力不足而在南麻、临胸接连失利。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陈毅越想越感到粟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再仔细推敲，发觉又是可行的，认为这个方案能够行得通。

陈毅是一个豪爽、耿直的人，是一个善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并善于放弃自己服从事实、服从真理的人。他渐渐地被说服，渐渐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可贵的举动。他为粟裕这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直陈的恢宏气度所感动。最后，他十分坚定十分明确的对粟裕说：你的建议很重要，要鼓足勇气大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