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向“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月4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月6日北上到了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月7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月8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人。叶剑英、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等。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坦诚相待，开宗明义，说明了中共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叶剑英十分耐心地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总是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总是在于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

关于战犯问题，颜惠庆等则比较圆滑地表示，希望不要把他们当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要国富民强确需改革，当年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现在失败了，如果共产党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不在乎国共两党谁来执政，因此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感到领袖步子不能太快，因为人民觉悟不是很高，无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还跟不上共产党。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如果中共方面调子太高，只有蒋介石高兴。当务之急是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大家见见面，坐下来，先谈起来为好，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

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介石、李宗仁是不是在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认为：蒋、李二人不是在演双簧。蒋介石并不想放弃政权，“引退”实属无奈，他对李宗仁在台上不放心。而章士钊则认为：现在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信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看来，该代表团的主要用心还在于抬高桂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在和谈问题上进行比较隐晦的讨价还价。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四位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颇惠庆等四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先生们感到了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要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和逼迫反对和谈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月11日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3月16日，李宗仁又复电黄启汉进一步解释说：“今日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何应钦）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待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和平，还是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月22日密电李宗仁：“（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崇禧不要占平汉路；（五）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破、黄安、阳罗、黄冈、麻城、烯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于他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