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快九十岁了，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是这么说的，不信也不行。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

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年轻人，所以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从下午起到半夜，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都是祝“圣诞快乐”的，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也是我爹的生日，我便会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多年前，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总是说：“过什么生日？不过，我不过。”

但不过也没用，这一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了，虽然我和妻子、儿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宾馆里、酒店里，甚至一些大学的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姐也会打电话说：“小毛，今天是爸爸生日，我们在哪过？”

我会说：“是啊，那我们去哪吃饭吧，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

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吃完饭后，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关了灯，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家庭活动，每年要搞一次，都是圣诞节这天。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省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官兵解救。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他们饿得要死，几天没吃一粒米，喝的是阴沟水，都没打算再活了。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我爹再次获得自由。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的。

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看病也有医保，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仍然不是很多。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还活着。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后来成了国际儿童节。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由于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不顾组织上约束，偷偷跑回家看儿子——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级。但是在首都北京，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姐共一个母亲，姐比我大三岁。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摁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眼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爹头也不抬。我唤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我家就是你的家，爸爸。”“我要回黄家镇。”爹哭巴巴地指明道。“回黄家镇干什么？”

爹说：“回黄家镇住。”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那是镇政府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爹是离休干部，自然也分了一套。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一个人住着，一个人搞饭吃。但他不搞卫生，家里肮兮兮的，厨房里油渍渍的，弄得同邋里邋遢的狗窝一样。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溜了一跤，中了风，在地上睡了半天。要不是他的邻居——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上话都说不出，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他这样的年龄，再摔一跤，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

“小毛，我要回黄家镇。”吃饭时，爹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我的小名叫小毛。我的大名叫黄跃进，我是“”那年生的。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我用困惑的口气说：“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爹说：“小毛，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

“同坐牢一样？”爹感到说错了话地低下头。

“你有吃有穿，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他家务，还坐牢一样？”爹说：“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音乐，家里有唱花鼓戏的dvd，你可以随便听呀。”“听厌了。”

“那就看看电视。”爹回答：“电视不好看。”“那你要看什么呢？”

“我还是想回黄家镇，”爹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

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元买的，楼层为七楼，顶层，但没电梯。我买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上楼、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回家爬爬楼，这就是锻炼。我爹却无法出门。七层楼的上下，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都很吃力，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爹快九十岁了，人老得有些古怪了，思想也天上地下了，假如他下了楼，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爹为了不麻烦我，就尽量不下楼，想晒太阳就站在晾台上，伸出头去迎接阳光，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犹如坐牢一般，白天又没人来，即使有人来，也不是找他的，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而且打电话聊天，爹又舍不得，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是浪费钱。我姐住五楼，住的是复式结构，有电梯。但爹思想封建，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他可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爹总是吵着要回去，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生自由一样。如果要送爹回去，也得征求姐的意见。姐是医生。我问：“爸这样子回去行吗？”

“绝对不行。”姐尖声说。爹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偷偷地看着我和姐。我说：“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我都烦了。”姐说：“你看爸爸这样子，还能一个人搞饭吃？”“不能，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爸爸经常小便失禁，保姆会给他洗尿裤？”

姐说的是事实，这两年，爸爸经常小便失禁，要解小溲了，突然就急慌了神，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尿湿了裤子。而且他又要面子，你说他尿湿了裤子，他会否认。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要他把裤子换了，他竟不愿意换，说“不换，等下就干了”。这种状态，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我说：“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姐精干，但脾气较大。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她是内科医生，早几年评了教授，还出过两次国，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工作，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

爹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姐咳声嗽，脸上有些愠色，又说：“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你想错了，爸爸。”爹仍是那种表情瞪着姐。姐生气地说：“黄家镇哪里好？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我们还没受够？“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没吃足亏？我是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爹憋着脸，看着说话干脆、坚决的姐。

姐又说：“住在这里多好，吃饭、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卫生也不要搞，还要好舒服？小毛这样孝顺你，你还不满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不敢犟嘴，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姐说：“爸爸，你太不像话了。”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凡是让她烦躁的人，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做人训，指出生死要害，一点也不留情面。姐还不甘休，继续教训道：“爸爸，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真的把你送回去，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姐讲狠话道：“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要去你去。”爹认错的模样回答：“好了，我不说这样的话了。”“你过两天又会说，”姐驳斥爹说，“小毛都烦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爹迷茫地张大嘴道：“我过两天又会说吗？”“你要记住你说的话，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爹惭愧地低下头，想让自己镇静、清醒，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思维和交流，以免儿子、女儿冲他发火，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爹看着我姐，拼命回想着什么，临了问：“李香桃吗你是？”

爹又犯迷糊了，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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