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什么事情能让我爹吃惊了，但那天的的确确让我爹吃了一惊，并让他心潮起伏。

我们走出毛老人家，走到了我开的奥迪a6前，面对黑亮亮的奥迪轿车，毛老人满脸惊诧，那意思虽然没有用语言表露，但我能感觉到。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毛老人深有感触地说：“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这么好的车。”我说：“您们这代人是我们这么大时，长沙市还没几辆车呢，社会发展了。”毛老人点头，“我们老了，没多少日子好活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你们的呢。”我说。

毛老人笑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人做基石的，很悲哀，但值。我们这代人把几代人的苦都吃了，让下几代人少吃点苦，这就是值。我们出生时正逢军阀混战，长身体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刚打完抗日战争，又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不打仗了吧，‘反右’又来了，接下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反正在我们这些人头上弄一个紧箍咒……能干事的时候，‘左’的路线把我们钳制得半死不活。可以放开干的时代来了，自己又老了。”

爹说：“就是、就是啊。”我问：“毛叔叔，怎么走？”“不远，出这条街，再拐一条巷子就到了。”

我依他的指点，把车开到一处拐弯的口子上傍墙而停。这是老街，巷子很窄，如果把车开进去就会阻塞骑单车和骑电动车的人。我们下车，朝着这条巷子里走去，我很好奇，想看看毛老人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位老人走路步履矫健，印堂红亮，嘴里笑呵呵的。

“呵呵呵呵，没想到还能见到您。”毛老人说。毛老人又说：“呵呵呵呵，这可是我从没想过的事啊。”爹说：“是啊，这辈子我们还能见上面，不容易呵。”毛老人很乐观地嘿嘿嘿嘿道：“我想得通，这是老天爷垂怜我们，没给我们权，没给我们政治地位，但让我们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界。”爹感慨地答：“就是、就是啊。”毛老人把我和爹领到一处歪歪斜斜的房子前，这是幢老房子，没办法考证它建于哪个年代，但看它那破旧的样子，一定有五六十年了。一张窗户卸了下来，摆着铝合金所制的柜台，食品柜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品牌的香烟、饮料、矿泉水和话梅、桃仁、姜之类的食品。窗口旁钉了块白底红字牌，向路人昭示：公用电话。柜台上搁着一台老式的枣红色电话。还有一只绿色的电子计时计费器搁在电话旁，让你边打电话边留意打了多少分钟。

“田老，田老，田老，来客了呵。”毛老人嚷叫。一个个子不高、背有些弯、脸色虚胖且已完全秃顶的老人走出来。他的秃头上有几处奇形怪状的伤疤。他的眼睑很厚，在很厚的眼睑下藏着双混浊的小眼睛。他的嘴唇上方有一颗肉痣，肉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白毛。他的一只耳朵缺了三分之一那么大一块。他着一件羊毛背心，内里穿着灰长袖衬衣，衬衣的领扣和袖扣都扣得很好。他门牙缺了一颗，笑时，就呈现一个小黑洞。“毛老，您啊，”老人说，笑着，“要什么烟？”

看来毛老人经常上田老这儿买烟抽。毛老人摇头，“我今天不买烟，”毛老人说，快乐地一笑，“我跟你带了个人来，看您还认得吗？”两个老人相望，彼此回忆着，都到记忆的老仓库里翻寻，但都没认出对方。田老谦虚得近似卑贱地摇头，率先说：“不熟悉。”

爹也表情茫然。“仔细想想，”毛老人提醒两老，“老战友都认不出啦？”田老又惭愧的样子看了我爹几眼，还是想不起来。爹也同样不知道这个田老是谁。毛老人咧嘴笑笑，“他是炊事班长黄抗日，田老，你一点都想不起了？”

“炊事班长，你是黄抗日？”田老脸上非常激动，“黄抗日，你还活着，真太高兴了。”

爹脸上仍一派茫然，只是被他的激动弄得不知所措，“您、您是——”“他是炊事班田副班长，”毛老人说，“田国藩。”“田国藩，啊——”爹也很激动，把田国藩的手紧紧攥着不放。“是你、是你，这颗痣让我想起了你。你还活着，还活着呀。”田国藩也攥着我爹的手不松，一张皱巴巴的鼠脸上绽开了众多苦涩和快乐的笑容。

我们步入田国藩老人家，坐到藤沙发上。一个老妇人过来为我们泡茶，田国藩对老妇人大声嚷叫：“都是几个老伙计、老伙计。”

爹同老妇人打招呼，老妇人只是笑，没应声。田老人解释：“她耳朵听不见。”“哦。”爹哦了声。“同她讲话费劲。”田老人说，边拿纸和笔写下了一句话给老妇人看。老妇人马上“呃、呃、呃”，一张老脸上展现了笑，笑出了一口不齐整的老牙。我从老妇人那灿烂的笑容上，隐约能捕捉到逝去的青春。她看上去比田国藩老人高一点，也条一些，剪着短发，头发都灰白了，眉毛是我们说的柳叶眉，也灰白了。脸上也如她同年人一样皱纹遍布。她着一身灰蓝色衣裤，脚上一双黑布鞋。

“您老伴？”爹问。“我老伴。”田老人笑容可掬道。

外面有个年轻姑娘要买矿泉水，田国藩老人忙起身去做生意。随后田国藩老人又折回来坐下，三个老人闲聊了一刻多钟，爹发出感叹道：“没想到你还活着。一九四五年六月，还记得吗，那个叫槐树店的地方，我们去拔日本兵的据点？”

“记得、记得，我记得。”田老人连连点头，脸上笑容满面。“我在那儿又负了伤。”“就是，我当时还想你可能死了。一颗日本兵的子弹打中了你胸部，那血流得吓人！”

“不是打中了胸部，”田老人用手指捅了捅左肩胛下方，“这儿，打中了这儿。要是打中了胸部，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说话了。我还能活到八十五岁吗？”

“对，对。”爹说。“我晕了过去，当时我什么都不晓得了，”田老人回忆道，“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爹很开心，满脸愉悦，因为他心里以为早死了的人，仍活在世上，就手舞足蹈的。“我在槐树店也负了伤，子弹打在我屁股上，现在这儿还有一块疤。我们当时都以为你死了。因为日军追了过来，端着机枪扫射，想你不死也会死。所以毛老让我认你时，我根本就没往你身上想。在我对槐树店那一仗的记忆里，你已经……”

“哈哈哈哈。”毛老人大笑。“哈哈哈哈。”田国藩老人也大笑。

田老人告诉我爹，槐树店战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事，之后他就远离战争了。他现在也不太记得他是怎么来到长沙的，因为他当时精神失常，记忆力很差。受伤的事他记得，因为那颗弹头和他脑袋瓜里的那块弹片，直到两年后才分别从他的头颅骨和肩胛骨里取出来，让他足足痛苦了两年。这种痛苦太强烈了，想抹也抹不掉。但他始终也想不起他是怎么到长沙的，也始终回忆不起他是怎么躺到手术台上的。他一直在医院养病，后来也一直在医院工作，打扫医院的卫生，成了医院的绿化工。

一九五四年他结了婚，他妻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一九五○年他妻子的亡夫因对人民政府不满被镇压了。她与亡夫生了个女儿，当时还不到两岁。他们住在一条街上，他常去看她，安慰她，很想唤起她重新生活的勇气。他整整追了她三年，三年后，他三十二岁，她二十七岁，两人结了婚，婚后生了个女儿，取名添添。添添一天天长大，成长得很健康，读小学时成绩很好，读初中成绩也十分优异，后来下乡当知青。一九七六年，她选了她满二十岁生日那天，割腕自杀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视为坏人。关于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一事，是他于解放初期主动向医院党支部交代的。他也晓得他当过游击队，但因找不到人证明他在游击队里干过，就无法让人信服。有人说就算他在游击队里干过，也只能证明他是假干革命而不是真革命。如果是真革命就该一路革命下去，所以他有可能还是革命的叛徒。有人这样一指出来，吓得他再也不敢吱声了。医院的革委会头头不再让他走进病房，怕他往革命群众的药里放毒，让他去打扫厕所。女儿自杀的消息，他是在扫厕所时知道的。医院里管知青工作的干部通知他：“你女儿自杀了。”他顿时晕倒在厕所里。他始终不相信女儿是自杀。田老人叙述这一切时很轻描淡写，但一谈到女儿脸上就不平静了，可以用那四个字概括：波涛汹涌。

“我女儿从小就是个自信心很强和性格开朗的女孩。她这样的女孩怎么可能自杀？”田老人说，一张老人斑密布的脸上，一派迷惑和气愤，“我女儿当时长得像极了她妈，很漂亮，说什么也不该自杀啊。”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属实，他起身，步入房间，拿出一本影集，看得出他很珍爱这本影集。影集装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而影集里所有的照片都被塑料薄膜保护着。照片全是黑白的（那个年代，彩色照相机还没进入中国），他一家四口人的，或者女儿添添的单身相。从添添满周岁到小学毕业照、中学毕业照和她下乡当知青的相片全有。最后一张照片是她手撑锄头、脸望蓝天的照片，背景是水库。照片的右上角有一句话，行书体，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1975年7月7日。”

照片上田老人的女儿很漂亮还很端庄，目光却有些凄迷。也许是我知道她自杀了，就这么去理解她的眼神吧。

“您的大女儿呢？”我指着照片上一个比添添大的姑娘问田国藩老人。田老人回答我：“她在深圳的一所中学教书。”

“哦，那她还好吧？”“她还不错，前两年退休了。”田老人回答我。

老妇人笑着，知道我们在谈她的家人，但她由于耳背，一句也听不见，所以她只是笑，用笑来面对我们谈论的既悲伤又沉重的话题，对我们谈论她二女儿自杀的事情也报以慈祥的微笑。她听不见。

有一个年轻人在门外叫嚷买烟，田国藩老人忙屁颠屁颠地走去拿烟。他走回来后，见我爹看着他，就非常坦率地说：“我开这个小店也是没办法，我和我老伴要吃饭，我退得早，退休工资只一千零几十元钱。老伴一直是家庭妇女，就靠我这点工资。这几年物价上涨厉害，工资每次都只是象征性地加一点点，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所以就开了这个方便左邻右舍的小店，开了十多年。邻居照顾我们的生意，平均一个月有七八百元进项。”

“这很好，也找了点事情做做。”爹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从医院里调了出来，调到离家不远的糕点厂守传达，结果调亏了。若在医院退休，工资会高一点，可那个时候，只图方便，离家近就行，哪里能想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呵，”田老人说，“在医院里，我这把年纪的，退休工资都涨到三千元了。”